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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麗:試論二戰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戰爭責任——兼論國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8年03月01日

                                  摘要:二戰中,日本“國民皆兵”、“舉國一致”瘋狂對外擴張侵略,國民也是戰爭參與者和責任主體。對於中國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國民是戰爭加害者 ;在日本國內,國民則是戰爭受害者。日本國民的戰爭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 ,一定程度上是由強調“忠君愛國”、以培養對天皇等權威絕對順服的“忠良臣民”爲目標的近代教育灌輸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淪爲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勢力的工具和幫兇,對對外侵略戰爭負有間接而重大的責任 。

                                   

                                  關鍵詞:日本/戰爭責任/教育報國

                                   

                                  二戰期間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戰爭罪行  。二戰後,由於受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 ,再加上日本政府極力掩蓋和逃避 ,其戰爭責任未受到徹底清算和追究,致使日本民族對此鮮有反省 ,也未能形成正確的歷史認識。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 ,日本社會否認甚至美化對外侵略歷史的思想沉渣泛起,且有不斷蔓延之勢。有鑑於此 ,深入探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甚爲必要 。探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 ,不僅要從整體上揭示其國家層面的責任,還應從政界、軍界、財界、司法界、傳媒界、教育界以及國民大衆等各個領域和層面展開細化澳门皇冠 。近代日本的戰爭責任 ,主要在於天皇及軍部上層、內閣首腦、宮廷官僚等決策層;國民作爲協助者、參與者也是責任主體,同時又是受害者 。以史爲鑑、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是探究戰爭責任問題的意義所在。當前,日本政治右傾化明顯,要警惕並遏制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不僅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敦促日本政府正確面對歷史問題等 ,也需要爭取日本國民,使民衆成爲反戰、反軍國主義化的內生力量 。揭示國民的戰爭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可使日本民衆對中國等被侵略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共鳴,並對曾將自己國家拖入戰爭及戰敗泥沼的軍國主義保持警覺  。

                                   

                                  日本國民的戰爭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 ,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其中教育及教育工作者發揮了很大的負面作用 。日本近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忠君愛國”,其實質是天皇專制統治的工具;教育工作者爲將國民教化爲盲目服從權威的“忠良臣民”盡職盡責 ,爲對外侵略戰爭進行思想造勢和兵力動員不遺餘力。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對對外侵略戰爭負有間接而重大的責任 。本文將通過梳理近代日本學校進行“皇國民”馴化的史實 ,對教育工作者的戰爭責任予以剖析  。①

                                   

                                  一、舉國一致:國民是對外侵略戰爭的責任主體

                                   

                                  在二戰中,日本“國民皆兵”、“舉國一致”瘋狂對外擴張侵略,國民也是戰爭參與者和責任主體  。戰爭不僅造成中國等被侵略國家數千萬人的傷亡和數以億計的財產損失,也使日本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受了損害。日本國民既是戰爭加害者 ,也是戰爭受害者。

                                   

                                  ()戰爭加害者

                                   

                                  二戰中 ,日本侵略者給中國等亞洲國家造成了難以計數的傷害和損失 ,僅就人員傷亡而言,來自中國方面的數據: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 ,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 ,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以上;來自日本方面的數據: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共造成亞洲國家軍民2400多萬人死亡,其中中國軍人死亡約400萬人、民衆死亡約2000萬人  ,菲律賓軍民共死亡10餘萬人。對於那場戰爭及對被侵略民族所造成的傷害,日本國民難辭其咎。

                                   

                                  日本民族有尚武傳統 ,近代以來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又獲益頗多,國民對對外戰爭有着天然的熱情 。1931年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挑起九一八事變後 ,起初日本政府和軍部首腦因顧忌國際社會的反響而保持克制,但在經濟大蕭條中苦苦掙扎的民衆熱切追捧關東軍,對關東軍佔領中國東三省歡欣鼓舞 ,在全國掀起了捐助國防費、捐獻兵器及向前線寄送慰問品的熱潮。面對民衆高漲的愛國熱情,當局認可了關東軍的軍事冒進行爲。關東軍對中國東北的侵佔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這又刺激了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的急劇膨脹 。結果 ,日本一意孤行擴充軍備  ,於1933年退出國聯 ,在對外擴張侵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有學者指出:“民衆的狂熱程度超出了軍部的意料。國民意識的顯著變化 ,助推了權力組織內的軍部勢力 ,對其後日本的法西斯化進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④

                                   

                                  在侵華戰爭初期 ,是國民的愛國熱情縱容、助長了軍國主義勢力 。隨着戰爭的不斷擴大 ,國民開始被有意識地、甚至強制性地納入戰爭體系 。首先 ,軍部通過控制媒體 ,宣揚對外侵略戰爭是建設“王道樂土”的“聖戰” ,擴大甚至虛假宣傳日軍在海外的戰果以矇蔽民衆 ;通過控制教育 ,灌輸“忠君愛國”理念 ,馴化國民爲了天皇、爲了國家而捨生忘死 。有學者指出:那個時代,因國家的宣傳與威脅,再加上教育之力的灌輸,能看穿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的人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民衆相信那是爲了“五族協和”的戰爭 ,與美英開戰後,又被政府和御用文人、學者所謂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纔是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之基礎的鼓吹所欺騙。⑤其次,隨着戰事的不斷擴大 ,爲對外侵略戰爭賣命成爲國民的法定義務。根據《國家總動員法》(193855) ,在戰爭狀態(包括準戰爭狀態)下,出於國防需要 ,爲了最有效地發揮國家全力 ,需統制運用人力、物力資源。戰時,在不與兵役法相沖突的前提下 ,政府可徵用帝國臣民,使從事總動員業務。

                                   

                                  戰爭期間,法西斯專政當局除了通過學校、軍隊以及市區町村等各級行政機構控制學生、軍人和城鄉居民,還通過各行各業的“報國會”等組織 ,將幾乎所有國民牢牢拴到對外侵略戰爭的戰車上。如 ,19387月成立的產業報國聯盟19407月被改組爲大日本產業報國會,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吸引工人加入。其他職業和行業也成立了類似的報國會 ,如農民組成大日本農業報國聯盟、作家組成日本文學報國會、新聞工作者組成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圍棋和將棋從業者組成棋道報國會。此外 ,女子被納入大日本婦人會 ,青少年則隸屬於“大日本青少年團” ,等等 。各種“報國會”等團體,以不同的方式爲對外侵略戰爭效力。如,“大日本產業報國會”通過發放傳單和組織演講、集會、討論等形式  ,向工人解釋日本的戰時目標  ,爭取工人的理解和支持;“大日本婦人會”安排成員爲出征的士兵送行、去戰地醫院爲傷病員服務 ,等等 。

                                   

                                  ()戰爭受害者

                                   

                                  近代日本大肆對外擴張侵略 ,國民爲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據相關調查 ,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共造成約310萬日本人死亡。其中 ,軍人及隨軍人員等死亡約230萬,平民死亡約80萬 。日本軍民的死傷 ,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當局的施策不當等人爲因素造成的 。

                                   

                                  戰爭期間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僅對被侵略民族殘忍無比,對本國國民也毫不顧惜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派出了“滿洲開拓民”、“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等大批移民前往中國東北進行殖民開發 。“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是其中的青少年殖民者 ,從1938年開始 ,每年招募一批1519虛歲的青少年 ,送往僞滿各地的訓練所進行爲期三年的軍事化訓練,然後使他們走上戰場或投入殖民建設中。選派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的目的:其一,是強化對僞滿的殖民開發 ;其二 ,是將他們安置在僞滿和蘇聯之間的邊境,作爲關東軍的防波堤。訓練中嚴苛的管制及殖民前線惡劣的生存條件  ,給這些青少年造成了嚴重傷害 ,有不少人甚至失去了年輕的生命 。特別是,將未成年人作爲軍隊的防波堤 ,極其不人道 。

                                   

                                  民衆和士兵的生命被視如草芥 ,所謂“特攻”和“玉碎”便集中體現了這一點。“特攻”(特別攻擊、捨身攻擊) ,是指以滑翔機載人炸彈櫻花、摩托艇載人炸彈震洋和魚雷載人炸彈迴天等特殊武器以及飛機、潛航艇、坦克、戰艦等,自殺式地衝撞敵機敵艦 。那些充當人肉炮彈的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 ,包括一些剛應徵入伍的大學生。據統計,陸海軍中特攻戰死者約爲9564人。⑧“玉碎,是指即使剩下最後一兵一卒也要殊死戰鬥,取勝無望也要全員戰死。從阿留申羣島的阿圖島到塞班島、關島、硫磺島等地,隨着戰局不斷惡化,玉碎接連發生  。因“特攻”和“玉碎”而喪生的不只是軍人,也包括普通民衆 。在塞班島(19447) ,有8000多名避難的日本僑民被迫在島上跳崖投海自盡(一說是被日本士兵殺死) 。19454月開始的沖繩戰中,特攻玉碎更是被運用到了極致。美軍登陸後 ,當地青壯年男性和中等以上學校的男女學生都被組織起來參加戰鬥 ,甚至被要求揹着彈藥去撞擊敵人的坦克 ;戰鬥接近尾聲守備部隊撤離時,給重傷軍人和民衆發放了手榴彈或參有氰化鉀的牛奶用於自盡 。沖繩戰中約有9.4萬名平民死亡 ,與軍人的死亡人數大體持平 。

                                   

                                  戰爭期間,約有30萬日本平民死於僞滿等海外 。平民的死亡率遠高於軍人的死亡率 。在約27滿洲開拓民中 ,約有78 500人死亡;86 500滿蒙天拓青少年義勇軍中,約有24 000人死亡;70萬關東軍中,戰死者約爲8萬人 。而且,那些死亡的日本平民,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日軍未盡到保護義務而喪命的 。19458月 ,蘇聯對日宣戰蘇軍開始向僞滿邊境進發時,關東軍自顧迅速集結撤離 。被軍隊拋棄的日本民留民 ,有些死於蘇聯軍隊的攻擊 ,有些死於集體自殺 ,有些則被餓死、凍死或病死。

                                   

                                  戰爭除了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還破壞了國民日常的生產、生活,使他們日益陷入失業、貧窮、飢餓、精神壓抑的困境中 。除了應徵入伍者 ,青壯年勞動力大多被徵調到軍需工廠參加低薪甚至是義務勞動 ,民生部門日漸衰敗 ;爲了應對物資短缺,實行計劃經濟並對糧食等生活物資實行配給制,民衆貧困交加 ;在文化生活、思想言論等方面實行高壓管控 ,人人自危 ;等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根據《國家總動員法》 ,所有“帝國臣民”被要求戒菸戒酒、節衣縮食、勤勉奮進,竭盡全力支持對外侵略戰爭。

                                   

                                  總之,在近代日本對外擴張侵略中 ,國民也是參與者和責任主體 。有學者指出:絕大多數日本國民支持了對外侵略戰爭。那場戰爭是在國民的支持和協助下進行、維持的,但國民未能親自結束戰爭,國民對外也須承擔戰爭責任。(11)當然 ,對國民大衆的戰爭責任與統治階層的戰爭責任不可等同視之,越是位高權重者,所應承擔的責任也越大 。

                                   

                                  二、忠君愛國:教育是“皇國民”馴化的工具

                                   

                                  日本的近代教育 ,以“忠君愛國”爲基本理念,以“忠良臣民”爲培養目標,其“在本質上是非近代的”。(12)非近代性的奴化教育,使國民牢固樹立了無條件忠順天皇的觀念意識。這種忠順的思想品質推衍到學校、軍隊及社會生活中 ,就是對權威盲目信任和絕對服從 。

                                   

                                  ()天皇的超級權威

                                   

                                  近代日本 ,天皇既是宗教領袖 ,也是軍隊統帥和國家元首,凡是以天皇名義發佈的“敕諭”、“敕語”和“敕令”,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及無可置疑的神聖性。一方面 ,明治政府推行“祭政一致”制度 ,以天皇崇拜爲中心的日本固有的信仰神道被奉爲國教  ,天皇被尊爲“現御神”——以凡人形貌現身於人世的神,即國家神道的最高領袖。如,《宣佈大教詔》(187023)曰:朕恭維,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 。祭政一致,億兆同心 ,治教明於上,風俗美於下。”(13)另一方面  ,188214日發佈的《軍人敕諭》明確了天皇曆來作爲軍隊統帥的地位,並要求軍人務必恪守“以盡忠節爲本分”、“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務質樸”等準則。(14)此外 ,《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211)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天皇萬世一系的身份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確定其總攬統治權,包括擁有不經議會審議而發佈敕令以代替法律的權力 。(15)

                                   

                                  天皇的超級權威,充分體現在學校教育和國民道德教化中。首先 ,以天皇名義頒佈的《教育敕語》(18901030),是國民教育最大的魔咒 。《教育敕語》文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 ,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 ,億兆一心,世濟厥美 。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16)在強調國體的基礎上 ,要求臣民克忠克孝義勇奉公 ,由此確定了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方針。《教育敕語》是學校教育中的聖經,全國各中小學校都設有奉安殿,專門用以供奉《教育敕語》及天皇夫婦肖像。此外,文部省明文規定,凡是在固定的節慶日和紀念日,所有小學都要舉行宣讀《教育敕語》的儀式 ,通過對天皇及其家族進行歌功頌德 ,以使中小學生“涵養忠君愛國之志氣”。(17)小學的一些教科書,如國史修身等,都以《教育敕語》爲思想準則進行了修訂。而且 ,詳解《教育敕語》的《敕語衍義》還被確定爲師範學校和中學的教科書,以使廣大青少年修煉孝悌忠信之德行培養共同愛國之義心。(18)通過各級各類學校教育 ,天皇崇拜觀念和臣民意識被灌輸給每一位青少年,進而成爲全體國民共同的觀念意識。

                                   

                                  其次,天皇親力親爲 ,積極策動學校教師和青少年學生爲對外侵略戰爭賣命 。1934年春,來自全國各地的35 000多名小學教員代表齊聚宮城前廣場 ,天皇出面接見並發表了講話,表示要大力振興小學教育 。小學教員們備受鼓舞  ,一致表示會爲教育報國不遺餘力 ,願爲報答皇恩鞠躬盡瘁。(19)近代日本非常重視師範教育及對準教員進行思想訓導 ,再加上天皇的此番鼓動,小學教員們必定會死心塌地地追隨天皇 ,並忠實地推行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政策。1939522日 ,來自全國的中小學生代表在宮城前廣場接受了天皇的檢閱,天皇寄語中小學生曰:“培育國本國力 ,以永世維持國家昌隆氣運,其任極重其道甚遠  。而其任之所繫 ,實在於汝等青少年學生之雙肩 。”(20)1941522日 ,34 000多名青年學校的男女學生代表也接受了天皇的檢閱 。青年學校的學生是一些本已走出校門的社會青年 ,他們也被納入天皇檢閱的範疇,可見專政當局對教育的控制和利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有學者指出:當局對教育的期望值異常高 ,說明戰爭的危機在加深 。而天皇的會見檢閱 ,是將教育和青年的生命捲入戰爭政策的招魂儀式。(21)

                                   

                                  ()學校的皇國民教化

                                   

                                  日本從1900年開始實行4年制小學義務教育,到1907年延長爲6(學齡兒童的平均入學率達97.4%)。而且,小學實施教科書國定(由文部省統一編訂,1904年開始) ,由此統一了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爲學校進行皇國民馴化奠定了基礎。

                                   

                                  日本的學校教育對國民好戰意識的培養,早在日俄戰爭期間就已初現端倪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 ,整個國民教育系統日漸傾向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 。在1933年開始使用的新一期小學國定教科書中  ,古典題材和神化題材顯著增多  ,國粹主義傾向明顯增強,就連最基礎的識字讀本都變成了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櫻花讀本》 ,開篇就是有士兵陣亡寓意的開放了、開放了,櫻花開放了 ,以及前進、前進,軍隊向前進等軍事性內容。隨後,將中學的修身、公民、國史教科書也納入國定之列。《國體本義》(1937531)便是文部省編定的正統國體論教科書 ,書中指出:日本在國體、國家生活、國民精神、文化等方面均優於歐美。“我國是奉皇室爲宗家,亙古敬仰天皇爲中心的君民一體的一大家族國家”。作爲臣民“根本之道”的“忠”,是對作爲“現御神”的天皇“絕對隨順之道” 。爲了天皇奉獻身家性命,“決非自我犧牲 ,乃舍小我而成就大的皇威,發揮作爲國民的真生命之所以”  。(22)《國體本義》對青少年思想觀念的影響非常廣泛,它除了被當作中學修身教科書 ,也被當作高中、專門學校、軍事學校等的入學考試必讀書。

                                   

                                  隨着對外侵略戰爭的擴大 ,當局進一步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和利用,這由小學被改爲國民學校便可見一斑  。根據《國民學校令》(194136),國民學校,以遵照皇國之道實施初等普通教育 ,進行國民的基礎性煉成爲目的。……應體現《教育敕語》之旨趣,在教育所有領域修煉皇國之道,特別應深化對國體的信念  。(23)在國民學校的教科書中 ,有不少內容標榜天皇是萬世一系的現御神、日本是舉世無雙的神國 ,訓誡臣民要對天皇盡忠、爲國家獻身。除了這些極端國家主義性質的內容 ,還有大量軍國主義性質的內容,如日之丸旗君之代”、“靖國神社”、“特別攻擊隊”、“戰勝祝賀日”等。在題名爲“國民皆兵”的一節中 ,號召男童從小勤於鍛鍊身體  ,以爲成人後應徵入伍奠定基礎;即便因身體因素無法參軍,也應勤於歷練身心和技能 ,國難當頭時須盡心竭力 。同時,強調後方國民要積極配合、支援前線官兵,“舉國一致”、“國家總動員”對於在戰爭中取勝至關重要。(24)教科書中還大言不慚地宣揚:與日本志趣相同的德國和意大利正在創造新的歐洲 。日本致力於大東亞建設 ,當前滿洲國的發展值得矚目 ,其他東南亞國家也密切配合。對於該大事業,我們滿懷希望、信心十足 。“最爲重要的,是捨棄身家性命也要爲皇國奮鬥拼搏的英勇氣概” 。(25)國民學校的教育目的,是煉成皇國民  ,即磨鍊育成國民作爲皇國臣民的資質  。(26)所謂煉成皇國民 ,就是要將學生馴化爲忠順天皇、好戰喜功的軍國少年 。

                                   

                                  中小學階段軍事性、宗教性濃厚的教育薰陶 ,是“煉成皇國民”的基礎環節。中等以上的學校  ,則一定程度上被當作兵源基地。爲了便於全面控制廣大青少年 ,1935年青年訓練所和實業補習學校被整合爲青年學校 ,專門招收完成義務教育後已進入社會的青年。爲了保證入學率並控制教學內容 ,青年學校從1939年開始實行五年義務制 ,修身、國史等需使用國定教科書 。將青年學校納入義務教育範疇 ,是要讓300多萬勞動青少年大衆 ,在升學道路被封堵的差別性學校制度下,按照統治者的設想,經過長達13年的皇國觀念的浸染,在從青年學校畢業的同時被送進兵營,爲了統治者而拋屍荒野”。(27)大學裏,則被迫建立了一些專門爲戰爭服務的科研機構  ,設立了各種適應戰爭需要的課程、講座,且學制年限不斷被縮減 ,以便讓更多的大學生儘早完成學業去參軍。隨着前線戰事吃緊 ,19439月開始實施學生出陣政策,到1945年戰敗爲止,約有30萬大學生放下書本奔赴戰場。

                                   

                                  總之 ,從中小學到青年學校乃至大學 ,天羅地網般的“忠良臣民”、“皇國民”馴化,致使廣大青少年喪失了起碼的是非判斷能力,更不具有一點權利意識 。對權威盲信盲從 ,是日本國民被軍國主義勢力矇蔽、利用 ,把爲對外侵略戰爭賣命當作“義勇奉公”、“盡忠報國”的禍根。

                                   

                                  三、教育報國:教師是軍國主義勢力的幫兇

                                   

                                  二戰期間,日本教育工作者推行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教育政策,積極爲對外侵略戰爭進行兵力動員和思想造勢,成爲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的幫兇 。二戰後,在被盟軍佔領並推行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部分言行激進、被稱爲“思想皇軍”、“教育軍人”的教育工作者,曾一度被追究相關責任。

                                   

                                  ()教師助推對外殖民侵略

                                   

                                  二戰期間 ,教師不僅在日常教學中向學生灌輸要“爲了天皇而死”的非人道觀念 ,有些還親手將青少年學生送往海外戰場、殖民前線 ,或大力宣揚對外擴張侵略思想 。

                                   

                                  教師積極鼓動學生參軍入伍走上海外戰場的例證不勝枚舉。高等小學校畢業、15歲加入海軍的少年兵渡邊清,在194410月的萊特島海戰中歷經九死一生倖存下來。他後來回憶自己的學生生涯時滿懷憤懣地表示:教師的所作所爲 ,我絕不原諒 。他們說 ,不當軍人就不是人 。對我而言,教育就是往死裏逼的代名詞。”(28)有學者指出:戰爭時期,教師不僅對軍部等權威唯命是從,甚至搶先推行軍國主義教育方針 。在日常教學工作中 ,教師與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優等生聯手 ,欺凌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弱小者,爲學生樹立了壞榜樣。在某種意義上 ,戰爭時期的教師就是穿着西服的軍人。不僅狡猾地從孩童內部利用他們逃避自身責任並巧妙利用時局,甚至率先壓迫學生,這一點簡直比軍人還軍人”。(29)

                                   

                                  積極勸誘學生加入“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也是教師助力於對外殖民侵略的例證 。由於1938年初次招募的人數少於預計數額,翌年便開始向各道府縣攤派名額 ,各縣又分攤到各村小學校。於是 ,教師們開始東奔西走,憑藉自己在家長和學生中的威信,煽動、誘導青少年加入 。對於那些應徵者,教師的影響要遠大於他們的父兄、友人及官方宣傳的影響。二戰後有人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時說:教育——那時,完全是軍國主義教育。……村裏沒有軍人  。儘管不知道軍人和教師誰更了不起,但在沒有軍人的村裏 ,沒有人能比教師更了不起 。對於教師的話,兒童自不必說 ,家長也絕對信服。正因如此 ,一經教師遊說,便把自家十五虛歲的孩子送往軍隊或滿洲了 。”(30)

                                   

                                  與中小學教師有所不同 ,高等院校的教師主要通過著書立說爲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教育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如 ,東京文理科大學附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石山脩平宣揚極端國家主義教育理念道:“日本的教育,必須對全體國民堅韌不拔地養成以萬世一系的皇統爲絕對不動之中心的國體觀念 。……日本的國體着實是萬邦無比  。明徵此國體觀念 ,以此爲核心永遠鞏固日本國民的團結統制 ,是我國國民教育的最高目標。”“日本的教育 ,必須陶冶國民常常思慮爲國家整體效力 。國民以絕對不動的皇統爲中心的活動,同時也是對國家整體的效力  ,忠君同時即愛國。”(31)再如  ,東京帝國大學的海後宗臣宣稱教育要通過“育成皇國民資質”服務於“大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戰爭”是爲了將東亞從美英等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使各民族建設自己的新生活 ,而教育對於“大東亞新秩序”建設極其重要 。當前教育的“根本課題”,是強化“教育體制” ,與“節節勝利的武力戰”共同爲“大東亞建設”做貢獻。“最近整體的教育動向,可以確認爲正在朝着育成皇國民資質以使之成爲大東亞建設的一員方面歸向  。進一步促進這種國民教育體制的歸向方向,不單爲了使國土內的教育更有力 ,還能成爲將大東亞諸地域的教育導向皇國的根源之力” 。(32)相關言論在教育領域乃至社會上都有較大影響力 ,高校教師助推對外擴張侵略的責任不亞於中小學教師。

                                   

                                  ()盟軍佔領期的初步問責

                                   

                                  二戰後,在盟軍總司令部的主導下 ,日本開始在教育等領域清除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勢力及其影響。19451022日 ,盟軍總司令部向日本政府發出第一個有關教育的指令 ,要求在教育內容中禁止宣傳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思想,廢止進行軍事教育的學科和訓練,並要求儘快對教師及教育行政官員進行審查,凡是職業軍人、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的積極鼓吹者以及強烈反對佔領政策者,一律罷免。(33)1030日,盟軍總司令部再次發出指令,要求解任推行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教育者;禁止軍人和複員軍人從事與教育相關的職業 ;設置專門機構 ,對在職教職員以及希望將來從事教育職業者進行資格審查。指令還強調:“明確其持有軍國主義思想、極端國家主義思想,明確其對盟軍佔領日本的目的和政策持有反對意見,凡現供職於日本的教育機構中者,即刻解除其職務 ,今後不得使就職於日本的教育機構。”(34)

                                   

                                  根據盟軍總司令部的指示 ,日本啓動了在教育系統清除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者等工作 。194657日的敕令指出:根據盟軍總司令部的上述兩個指令  ,由主管大臣指定爲符合職業軍人、有名的軍國主義者或極端國家主義者 ,以及對盟軍佔領日本的目的和政策知名的反對者(下文稱爲教職不合格者)的,要使離開教職 ,而後也不得從事教職 。(35)同日,文部省等發佈了關於實施該敕令的規程 ,規定凡下列情形均可審查判定爲教職不合格者:通過講義、講演、著述、論文等言論及其他行爲 ,鼓吹侵略主義或好戰的國家主義抑或積極協助宣傳者 ,以及以學說爲大亞細亞政策、東亞新秩序及其他類似政策與滿洲事變、支那事變或此次戰爭提供理論基礎者。”“軍國主義或極端國家主義的鼓吹者 ,或者迎合該傾向 ,缺乏作爲教育者的思想節操者 。”“出於軍國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意圖 ,擔任教科用書或教育相關刊行物的編輯者”。此外 ,“職業軍人、作爲本職工作在陸海軍任職十年以上者”、“有任職特別高等警察經歷者”等 ,均可指定爲“教職不合格者”。(36)據此,教職員合格審查進入實施階段。

                                   

                                  根據上述“規程”,文部省成立了若干“合格審查委員會” ,開始對全國各類學校的教職員以及各級教育行政機構的官員進行審查。在初次審查中,全國1 311 066名教職員中有7003人被審定爲教職不合格者 。其中,各都道府縣接受審查的1 238 526名國民學校、青年學校和中學教員中,有6305名不合格;24 572名大學教員中,有86名不合格 ;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校長以及在同等以上學校任職的高級職員、學校的設立者或經營法人、大日本教育會及大日本育英會的董事等29 914人中 ,有210名不合格;17 728名各地區高等專門學校教員中 ,有76名不合格  ;還有326名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等的教職員 ,被文部大臣指定爲不合格者 。(37)

                                   

                                  “教職員合格審查”既是對教育系統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勢力的清算 ,也是對教育工作者戰爭責任的追究。然而,相關工作看似力度不小,實際上開展得不夠深入也不夠徹底。初次“合格審查”的結果,被審定爲“教職不合格者”的比例約爲0.5%,大學教員中教職不合格者的比例僅爲0.3%,這顯然與實際不符 。之後,對部分初次被審定爲教職不合格者的教職員又進行了第二次審查 ,再次審查的結果大多爲合格。而且,當時的教職員合格審查是在由美國主導的盟軍總司令部的指導下進行的,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及美國的遠東戰略和對日政策的轉變,日本各領域的改革政策也開始發生轉向 。到1952年,隨着《舊金山和約》生效和盟軍總司令部的撤除,對所有教職不合格者的處罰都予以免除。

                                   

                                  總之,二戰期間日本教育工作者助推對外殖民侵略是不爭的事實 ,而盟軍佔領期的“教職員合格審查”工作做得避重就輕、虎頭蛇尾,教育工作者的戰爭責任未受到認真清算和追究。至今,教育工作者的戰爭責任往往被忽略。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軍部及媒體、學校等通過宣揚“一億一心”、“一億奮起”、“一億特攻”、“一億玉碎”等,煽動國民爲對外侵略戰爭賣命 。戰敗投降後 ,政府又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試圖通過強調國民全體的責任而淡化政府和軍部高層、特別是天皇的戰爭責任。其實,日本國民之所以熱衷於對外戰爭,主要是被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勢力所欺騙和利用 ,即受政府、軍部及媒體、學校的矇蔽、教化所致。國民既是戰爭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相關責任應由天皇、內閣首腦、軍部高層等戰爭決策者以及新聞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推波助瀾者承擔。

                                   

                                  戰後以來,有些教育工作者認識到推行軍國主義教育的負面作用,反省了自己過往的言行 ;也有人表示愧疚自責,覺得對於那些死於參加軍需勞動或參戰的青少年罪責深重  ;但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看來 ,認同天皇制並遵從文部省的命令無可厚非,自己作爲體制性愛國者別無選擇 ;也有人表示身不由己。值得關注的是,還有人將自己迎合戰爭政策的原因歸結爲“恐怖”,“是對被關入監牢的恐怖。對自身的自由被國家暴力物理性束縛的恐怖” 。“對於被關入監牢的恐怖,隨着同僚不斷被抓走而越來越強烈 。……孤獨的恐怖不堪忍受”。(38)教育工作者之所以迎合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勢力 ,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知識分子自身的軟弱所致。愛德華·薩義德指出:知識分子應當有原則立場和批判精神,“能對權勢說真話” 。知識分子有責任“要向自己社會構成的和被授權的權勢發言” ,“尤其當這些權勢被運用於顯然不相稱、不道德的戰爭中,或用於歧視、壓迫和集體殘暴的蓄意計劃中”。知識分子最該受到指責的是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 ,而決定不予採取”。(39)作爲知識分子 ,教育工作者在那場歷史悲劇中本應堅持原則、有所作爲,而不是成爲專制政府和軍部的傳聲筒、擴音器。

                                   

                                  歸根結底 ,教育工作者之所以隨波逐流甚至與軍國主義勢力同流合污,主要是受當時社會制度的禁錮所致。實際上,也有部分學者能理性看待時局,但他們往往或者遭到拘捕 ,或者被迫保持沉默。如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 ,因反對軍國主義和對外擴張侵略  ,並在盧溝橋事變後公開呼籲執政者悔改而備受打壓,於193712月被迫辭職。在近代日本的天皇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下,國家暴力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和恐怖,致使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要麼噤若寒蟬、要麼依附迎合 。

                                   

                                  ①學界關於日本教育界戰爭責任的澳门皇冠 ,國內學者的相關成果主要有:步平:《教科書訴訟案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 ,《黑龍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吳廣義:《關於日本學生戰爭歷史認識問題的考察》,《抗日戰爭澳门皇冠》,2002年第4期 ;郭麗、閆廣芬:《試論日本教育近代化的不徹底性——基於戰爭責任的視角》,《現代大學教育》,2013年第1期等。日本學者的相關成果主要有: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ズ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東京:大原新生社、1981年;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6年;長浜功:「増補教育の戦爭責任——教育學者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明石書店、1992年 ;安川壽之輔:「日本の近代化と戦爭責任:おだつみ學徒兵と大學の戦爭責任を問う」、東京:明石書店、1997年。

                                   

                                  ②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澳门皇冠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下卷,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 ,第625頁。

                                   

                                  ③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5-16頁 。

                                   

                                  ④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9頁 。

                                   

                                  ⑤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ズ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39頁。

                                   

                                  ⑥「國家総動員法」、長浜功編:「史料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東京:明石書店、1994年、66-67頁 。

                                   

                                  ⑦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3頁  。

                                   

                                  []日本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撰稿 ,鄭鈞等譯:《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頁。

                                   

                                  ⑨日本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撰稿:《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第100頁 。

                                   

                                  ⑩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3頁 。

                                   

                                  (11)江口圭一:「十五年戦爭小史」、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265頁。

                                   

                                  (12)郭麗、閆廣芬:《試論日本教育近代化的不徹底性——基於戰爭責任的視角》 ,《現代大學教育》 ,2013年第1期 ,第78頁 。

                                   

                                  (13)「大教を宣佈するの詔」、「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 教育の體系」、東京:巖波書店、1990年、19頁。

                                   

                                  (14)「軍人勅諭」、「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9-32頁。

                                   

                                  (15)「大日本帝國憲法」、「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3頁 。

                                   

                                  (16)「教育勅語」、「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8頁 。

                                   

                                  (17)文部省:「小學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定」(1891617)、「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48-49頁 。

                                   

                                  (18)井上哲次郎:「勅語衍義」「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の體系」、408頁  。

                                   

                                  (19)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82頁。

                                   

                                  (20)「青少年學徒二賜ハリタル勅語」、「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54頁。

                                   

                                  (21)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12頁 。

                                   

                                  (22)文部省:「國體の本義」、「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83-85頁。

                                   

                                  (23)「國民學校令」、「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93-94頁。

                                   

                                  (24)文部省:「初等修身四(八 國民皆兵)」、「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12頁 。

                                   

                                  (25)文部省:「初等修身四(二十 新しい世界)」、「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14-115頁。

                                   

                                  (26)寺崎昌男·戦時下教育澳门皇冠會編:「総力戦體制と教育——皇國民「錬成」の理念と実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5頁 。

                                   

                                  (27)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132頁 。

                                   

                                  (28)安川壽之輔:「十五年戦爭と教育」、23頁 。

                                   

                                  (29)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ブ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66頁。

                                   

                                  (30)長浜功:「日本ファシスム教師論——教師たちの八月十五日」、71頁 。

                                   

                                  (31)石山脩平:「教育學要義」、東京:三省堂、1937年、44-45頁 。

                                   

                                  (32)海後宗臣:「大東亜戦爭と教育」、東京:文部省、1942年、55-56 ,62-64 ,90頁 。

                                   

                                  (33)連合國軍最高司令部:「日本教育制度二對スル管理政策」、「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82頁。

                                   

                                  (34)連合國軍最高司令部:「教員及教育関係官ノ調查、除外、認可二関スル件」、「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84頁。

                                   

                                  (35)「教職員ノ除去、就職禁止及復職等ノ件(勅令第二百六十三號)」、「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199-200頁。

                                   

                                  (36)文部省·農林省·運輸省:「昭和二十一年勅令第二百六十三號ノ施行二関スル件」、「史料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02-204頁 。

                                   

                                  (37)長浜功編:「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08頁 。

                                   

                                  (38)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東京:巖波書店、1958年、180頁 。

                                   

                                  (39)[]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第82-8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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