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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字體:

                  陸胤:從書院治經到學堂讀經——孫雄與近代中國學術轉型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作爲中國固有四部學術之首 ,經學在近代教育體制確立與教學場合更替的過程中,面臨着難以找到學科對應物、欠缺課堂教學可操作性等諸多困境 。清末民初穿梭於新舊學界的孫雄(1866-1935)早年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在黃以周等經師引導下治經,逐步理解鄭學羣經訓、義體系的脈絡。其後上書張之洞 ,並在袁世凱幕下掌管新學堂。孫雄雖曾一度主張將經學碎片化以遷就外來學科  ,探索六藝九流的新教法 ,卻最終在辛亥經科存廢論爭中力主保全經學整體 ,提出經學講座制的設想 。要之,與將六經歷史文獻化、去語境化、繼而按照近代學科進行分類重組的“碎片化”思路相對  ,孫雄的保守姿態 ,提示了另一種對抗外來分科之學的“整體化”經學轉型模式;而這也可視爲南菁書院兼綜漢宋,標舉“鄭學”治經體系的一宗遺產。

                   

                  關 鍵 詞:孫雄/鄭學/經學/讀經/南菁書院

                   

                  標題註釋: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澳门皇冠青年基金項目“清末新式國文教育澳门皇冠——學科構建、文體想象與知識轉型的互動”(14YJCZH107)的階段性成果 。

                   

                  近代中國文教或學術史的一大變局,在於教學場合的更替:從以往學程不定、教法各異、地域差別明顯、需求功能多樣化的官私書院和各種基層書塾 ,逐漸轉型爲全國學制統一、教科書教學法日益劃一的新式大中小學體系 。這一過程並非乾淨利落的以舊換新 ,而是伴隨着新舊之間的拉鋸和互相轉化 。與清季以來整體上被負面化的“私塾”相比,“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較能同情他們想象中學風自由的書院傳統 ,特別是清代中期以降以經史之學爲主要修習對象的“經古書院” ,被看做是近代澳门皇冠機構的先驅。創建於光緒八年(1882)的南菁書院,憑藉其體制完備、師資整齊、治學專精等特點 ,更以其院生在近代學術史、政治史上的影響力 ,成爲此中代表  。①

                   

                  不過 ,這種立足現代學術澳门皇冠立場發掘書院價值的思路,或許會對歷史情境中人的多樣訴求有所遮蔽。南菁書院的時代語境,已大異於阮元創建詁經精舍、學海堂經古體制之時。“清流”砥柱黃體芳外放江蘇學政,創建經古書院,本意在培養“起於壇席之間 ,而瑰乎立蓋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②光緒戊戌(1898)前後,由書院到學堂,由經學史學入經濟 ,在書院學堂化、課藝時務化的同時,南菁院生經歷着艱難的學術變軌和人生抉擇。自清季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 ,始終活動在學術文教界的孫雄 ,即爲其中一例。

                   

                  孫雄(1866-1935)  ,本名同康 ,字君培,又字師鄭,號鄭齋 ,室名有鄭學齋、師鄭堂、用夏齋、眉韻樓、詩史閣、味辛齋等 ,又號樸庵、禹齋 ,晚號鑄翁。江蘇蘇州府昭文縣人 。光緒十二至十三年(1886-1887)肄業南菁書院,十九年(1893)中順天鄉試第二名,次年甲午恩科會試中式 ,簡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1898)散館授吏部文選司主事;光緒三十年(1904)入袁世凱北洋幕府,先後任北洋客籍學堂漢文正教員及監督等職 ;宣統元年(1910)京師大學堂試辦分科大學 ,任文科大學監督 ,赴日考察。民元暫任北大史學講師,1913年引去,從此蟄居北京 。著有《論語鄭注集釋》《道鹹同光四朝詩史》《讀經救國論》及詩文集多種。

                   

                  曾主掌過京師大學堂文科的孫雄 ,或許早已爲學術史遺忘 。些許的痕跡 ,則不過魯迅雜文中對《讀經救國論》那句不點名的揶揄 。④實則這位南菁出身的老名士,當清季改革之際,也曾現身輿論界,抒發其經濟主張。而在南菁經生隊中 ,孫雄又以結交公卿著稱,晚清重臣如翁同龢、李文田、張之洞、袁世凱等,皆與其有所交集,使得他始終能夠接近文教變革的中樞。從南菁時代的“治經”到清末民初的“讀經” ,中間隔着參與新式學堂的經驗 。在近代學科和學制的衝擊之下 ,南菁書院所傳“經古”之學本身的功能和含義,也在不斷的抗拒和調適之中 。⑤

                   

                  一、“引而不發”的經生生涯

                   

                  將近四十年後 ,孫雄爲南菁同學章際治撰墓表,憶及院生中最稱“高第弟子”的張錫恭、陳慶年、唐文治、章際治四人,分梳其中漢、宋兩種路數:

                   

                  自定海黃元同先生主講南菁書院,江左俊彥,親炙門牆,達材成德 ,不乏其人 ,而以婁縣張聞遠孝廉錫恭、丹徒陳善餘明經慶年、太倉唐蔚芝侍郎文治、江陰章琴若太史際治四君,尤爲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顏、閔焉。元同先生之學覃精三《禮》,兼苞漢宋  ,門弟子學焉 ,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聞遠、善餘於漢學致力至深;蔚芝、琴若初亦治漢學 ,而踐履篤實,希聖希賢 ,尤與宋五子爲近 。⑥

                   

                  與此前詁經精舍、學海堂等經古書院合祀許、鄭不同,南菁書院自落成之日起,即並祀鄭玄、朱熹木主 ,兼綜漢宋,標榜“吾黨未容分兩派”⑦。但院中高材生最終還是有所偏向 ,而近於宋學者“初亦治漢學”  ,可見漢學仍是底色 。惟在光緒初年雅廢夷侵之時講“漢學” ,不僅與乾嘉時代戴震、江藩等專跟“宋學”作對之“漢學”不同 ,即便此後陳澧等之比附調和,南菁學者也未必輕許  。光緒十年(1884)黃以周繼張文虎之後到院履職,撰《南菁書院立主議》 ,對於晚近調停漢宋兩通之”(如陳澧《漢儒通義》之漢宋互證)兩分之”(如吳中惠氏之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黃以周所謂“訓詁宗漢,理義宗宋 ,分爲兩戒”)兩種思路都保持距離,強調於二者取長補短  ,此古所謂實事求是之學,與調停正相反 。亦即要避免漢訓詁、宋義理等類型化的歸納 ,將漢儒、宋儒之經學各視爲客觀的澳门皇冠對象。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師鄭堂讀經札記》稿本一冊,附訂孫雄入院初期日記 。⑨據該日記所錄,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廿三日,孫雄進院下榻章字齋內,即行謁見院長 。黃以周諭以經學當以《說文》入手,而《說文》當以段氏、王氏爲宗”(三月廿七日),又命校對《公羊義疏》,賜讀所著《儆季文鈔》(三月卅日) ;於禮學 ,則告以欲讀《儀禮》,必先讀《禮經釋例》,方耐()明其體例,敖繼公《儀禮集說》亦讀《儀禮》者不可少之書”(四月十一日)。入院之初 ,孫雄所讀書包括《說文》《漢書》《爾雅正義》《爾雅義疏》等 ,曾有意以《文選》《華嚴經》校訂《說文》異文 ,很快進入考據學的門庭(五月十五日) 。但與此同時 ,他也仍在日夜揣摩《欽定本朝四書文》,時而應禮延書院官課 ,既賺取膏火 ,也爲科舉作準備 。

                   

                  同其他南菁駐院生一樣 ,孫雄每月朔、望日要到鄭、朱神位前行禮,每月初三日爲經學課期,十八日爲古學課期  。經、古課藝逐漸佔據了修業時間,使其不得不擱置向來擅長的時文。七月廿八日孫雄日記有云:“自到書院 ,於時文一道 ,幾置之不問 。同院諸君亦無有作時文者。猶憶始來時曾讀時文 ,院中某君有戲我者曰:‘住此經古書院而讀時文 ,不如不住之爲愈也。’當時餘頗不以其言爲然。因某君系高才生,故亦唯唯而已。然至今思之,實有不暇爲時文者 。某君特故爲是高論 ,一若不屑爲者 ,此實乃不暇爲耳 。爰於忙裏偷閒,拈一舜發於畎畝之中兩節題 ,茶頃而成,即錄呈陶巽行師 。”

                   

                  儘管難免時文積習 ,孫雄肄業南菁之始仍頗得師友磋磨之樂。他初居章字齋,繼而移居詞字齋,與曹元忠(夔一)同舍 ,相與縱談 ,謂著書宜在早歲,以阮元、孫星衍相期(四月三十日);又豔羨章際治(琴若)能購書(五月廿六日) ,書院附近的千頃堂書肆 ,是藏書樓之外,南菁諸生的又一流連之地 。而與孫雄議論最相契者 ,則爲唐文治。六月初二日晚間同蔚芝縱談今古  ,頗恨相見之晚;初七日唐文治將課卷和所著《慎獨子集》交付囑爲寀定,孫雄遂在日記中論其學術:蔚芝有志於聖賢之學 ,其於理欲之界,義利之辨,剖之甚明,所言頗多益我 ,誠直諒之友也 。康於宋學未得門徑,此後擬將程朱之書細心玩索,事事返躬自問 ,以期稍有進益云爾。”

                   

                  此前,孫雄曾與同舍的曹元忠“以性情相契 ,約爲兄弟”;後又覺跟唐文治、趙椿年二人“年相若 ,志相得,性情相同  ,所學似不相合 ,而實足以相成”,遂“約爲同譜兄弟,非以供徵逐也 ,亦相期歲寒之意也”(六月十二日)。孫雄的朋友圈能兼容治禮學的曹元弼與講理學的唐文治 ,堪爲南菁漢宋兼綜的學風增一註腳。惟所學似不相合一語,則是仍留有地步 。孫雄治學的立腳地實爲漢學考據。他早年曾受業於俞樾,被許爲能紹述乾嘉學派 ;(11)而自名同康,自號師鄭”“鄭堂”“鄭學齋的行爲,更是南菁經生隊中的流行(如曹元弼字師鄭、王仁俊字捍鄭等),體現出經學上明確的佞鄭立場。惟其對於鄭學羣經闡釋體系的認識 ,在師從黃以周的時期,有一個深化的過程 。

                   

                  孫雄晚年被稱爲黃以周“入室弟子”  ,不僅曾預《禮書通故》一書校訂(12),在院期間更於《毛詩》、三《禮》、《論語》有所撰述 。(13)後來成書者,僅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論語鄭注集釋》稿本十卷 。(14)據光緒十三年(1887)五月孫雄自序,他自去歲三月肄業澄江講舍 ,幸得名師指示 ,益友討論 ,認識到治經當以鄭氏爲宗 ,爰於日課之餘撰著此書。一年之間兩易其稿:最初僅擬摘錄鄭注佚文,得四百餘條,後又據臧禮堂、陳鱣、馬國翰、宋翔鳳諸人輯本校正,取清儒發明鄭義之說 ,廣錄舊聞,博求通語 ,缺者補之,訛者駁之;辭有未晰者,復詳說焉 ;義有可疑者,必備參焉” ,最終採用“集釋”的方式來成書。然而  ,這部孫雄本人自負甚盛的“著作”  ,雖有姚福均、張瑛、曾樸等鄉賢的一致讚譽 ,卻未能得到南菁諸師的垂青。

                   

                  該稿本中貼有不少批條 ,指摘失誤 ,語氣直接:或謂其“語太武斷”,或疑其引書用《論語正義》等二手材料。(15)黃以周手書《與孫君培論論語鄭注書》即批評孫雄此書過信劉寶楠《論語正義》:已成十五書中,一一引用劉氏說 ,奉以爲圭臬 ,甚至劉氏謬駁鄭注 ,亦以爲其語詳盡,而不敢發一言以判鄭注 ,是何好之深也 ?”(16)要之孫書確有此弊,卷尾附錄《論語鄭注闕疑》一卷,下按語云:劉楚楨《論語正義》薈萃周秦以來儒先諸說 ,旁搜博考 ,罔有闕遺 ,即以鄭注而論 ,亦得十之七八,其未及收者僅十之二三焉。”——對劉書推崇備至 。然而 ,在黃以周看來,採輯古說而不拾唐以後人言的劉寶楠輩,不過是“自命爲漢學者” ,其“於義理之精微罕有所得,即訓詁考據 ,亦多疏失”;即便劉氏在很多地方貌似申鄭之“訓” ,卻未必能得鄭“義” 。孫雄此書過錄後人詮釋之“鄭義”既詳  ,輯補鄭注佚文亦多,理應更進一步,在疏明“先乎鄭注之說而爲鄭注所本”的同時,採入“鄭義之見《詩》《禮》注者 ,或泛說 ,或有關於本經” 。黃以周並舉其父黃式三所著《論語後案》,作爲貫通羣經鄭義的示範 。(17)孫雄另有《論語子罕言子所雅言解》一篇,以黃式三《後案》駁劉寶楠《正義》,發揮孔聖兼備義理、考據二途的觀點,應是受到“儆居學派”啓發的成果 。(18)

                   

                  孫雄早年治三《禮》《毛詩》 ,雖無專書傳世,卻有部分篇章存於後來成書的《師鄭堂集》(又名《鄭齋漢學文編》)中,內有數篇收入《南菁講舍文集》 ,頗能體現經過黃以周啓牖的鄭學要義 。如《方領曲領解》文後附黃以周批語:說方曲字形,得未曾有,可謂冰雪聰明。”(19)三十餘年後孫雄對此仍念念不忘  。(20)又如卷一《詩鄭箋釋例》發明鄭玄易毛、申毛、補毛及引用經制、羣經互證、詳略互見等例 ,被認爲是自來學者所未詳”(21);而《鄭箋多感傷時事之說》 ,則在陳澧《東塾讀書記》所舉三處之外 ,刺取《鄭箋》能夠體現時事之處,所關注者已不止於經訓:

                   

                  凡如此類 ,忠君愛國之意,悲天憫人之心 ,溢於言表 ,而又皆以疏明詩意,無溢出於經文之外者 。此鄭君之學所以質實深醇,爲千古經師也 。後世治經者多宗鄭氏學,然俱專攻其聲音訓詁 ,而置經濟於不問,遂使訾謷者有所藉口 ,謂漢學家皆迂疏寡效。取鄭箋而讀之,當有爽然自失者矣  。(22)

                   

                  孫雄在此揭發鄭學在“聲音訓詁”之外的“經濟”側面 ,應是受近世“訾謷漢學者”的刺激所致,實是爲漢學辯護 。更重要的是 ,孫氏注意到鄭君的“經濟”都是以疏明經義的方式展開 ,並無“溢出經文之外者”,這也正是“漢學家”的“經濟”與空談理學或高談經世者的區別之處。針對視漢學爲“詳訓詁略理義”的流行觀點 ,黃以周反覆提示以“鄭學”集其大成的漢儒著述亦有得於義理之精,不過其立言方式是“徇經立訓,意達而止,於去取同異之故 ,不自深剖,令讀者自領之”,有別於宋儒“反覆推究,語不嫌詳”,而成爲一種“引而不發”之道。(23)此處孫雄對《鄭箋》“經濟”側面的揭示 ,正是貫徹師說  ,發揮鄭注經義學“引而不發”的妙處 。

                   

                  孫雄早年在南菁治經,大概以《說文》《論語》爲入手 ,卻曾一度陷於劉寶楠等“自命爲漢學者”的窠臼,以採輯古說佚文 ,發揮乾嘉吳派“求古”式漢學爲主要工夫 。(24)直到黃以周啓發他”“並舉  ,憑藉鄭注引而不發之例,打破訓詁考據與理義經濟的門戶之見 ,才真正領悟並深化其師鄭宗旨。而他在院期間並治《論語》《毛詩》、三《禮》  ,有可能是在黃以周的指引下 ,爲了貫通鄭義,領略鄭玄所揭示的羣經闡釋體系而採取的路線。

                   

                  孫雄在南菁求學時 ,正值王先謙以學政駐節江陰,曾受王氏知遇選爲“齋長” ,參與校勘《續皇清經解》之役 ,洞悉其書目增刪的始末 。(25)《論語鄭注集釋》前有王先謙手書批語云:命意甚好 ,條理亦秩然可觀  。惟參匯衆說 ,遇可折衷可引申處,更須推闡盡致 ,則工夫既臻篤實 ,義理愈益貫通 ,方是君子爲己之道。否則規模雖具 ,精義未充 ,縱號成書 ,仍然不爲已有。近今學者多有此弊端,不可不知也……”同樣是要求孫雄從考據工夫的表面深入一層 ,或折衷 ,或引申 ,打通義理,成就爲己之學 。

                   

                  由此可知,義理考覈之辨始終爲孫雄治經面臨的核心問題 ,“鄭學”的精義也是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辯證而層層展開 。孫雄曾擬定重修《四庫全書》的條例,獲得繆荃孫“原原本本,無一空談”的美譽。(26)他贊同紀昀《四庫全書》原編凡例所述說經義理本於訓詁、論史褒貶出於事蹟的觀點 ,對方東樹、孫鼎臣等訾謷實學者表示不屑;即便紀昀持平漢宋的表面工夫,孫雄仍嫌意在調停,強調爲學必當以漢儒爲本 。這種不調停的態度 ,也可看作來自黃以周實事求是  ,莫作調人的訓誨。惟孫氏似乎又在抨彈宋學方面走得太遠 ,有悖於引而不發之道,隨即招來黃以周的勸說。而孫雄在覆信中對黃以周的迴應也頗爲聰明。他引段玉裁的話 ,將“考覈”作爲“學問之全體”,不僅漢學擅長的“讀書”要“考覈”,宋儒所講的“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也需要“考覈” ,且以後者爲主,前者爲輔 。這樣表面上是兼顧身心性命之學的地位,實則將漢儒強調的“考覈”泛化成了一切學問的方法 。(27)

                   

                  然而,孫雄通過在南菁治經而強化的“鄭學”立場,可能壓抑了另外一些經驗 。比如他從唐文治等人身上所得的理學 ,從王先謙那裏所領會的古文 ,以及在院期間耿耿於懷的時文 。孫雄的家世偏重科名  ,其父孫寶書則傾倒於曾國藩的經濟之學:“最服湘鄉曾文正公。凡公之書札奏議爛熟於胸中 ,家書家訓尤能背誦 。嘗於無事時召子女及兩媳環列雜坐,取文正公所云‘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之義 ,反覆宣講,必達其意而後已 。”(28)其實  ,孫雄天賦的一大部分正是在經古書院不太涉及的科舉時文和黃以周本人並不擅長的詞章,而從小濡染曾國藩式的經世訴求 ,也使他在此後內外形勢的刺激下 ,越來越從經生的“引而不發”,轉變爲文士的“不得不發”  。

                   

                  二、“由經學史學入經濟”

                   

                  離開南菁書院後 ,孫雄先是在光緒十四年(1888)應江南鄉試不第 ;(29)繼而浪遊京師  ,拜入同鄉高官翁同龢門下。壬辰、癸巳之間 ,正值翁同龢等清流南黨勢力上升的時期 ,孫雄先後結交費念慈、王懿榮、張孝謙、曾樸、沈鵬等名流 ;(30)因喜作駢文,與京城老名士李慈銘過從尤密。(31)光緒十八年(1892),藉由翁同龢的引薦 ,孫雄進入李文田順天學政幕府 ;(32)李氏擅長蒙元史地 ,孫雄與之證古史之對音,論駢文之異體 ,相從甚歡。(33)癸巳(1893)恩科順天鄉試 ,翁同龢任正考官 ,拔孫雄爲第二名 。次年孫雄連捷會試,翁同龢在闈前評其所爲制藝:“時文中有一種票姚之氣,才人也 ,他日必有一番經濟在 。”(34)無意中指示了孫雄人生變軌的方向  。

                   

                  如果此後孫雄能在翁同龢庇護下繼續其翰林詞官的清祕生涯 ,或可成爲又一李慈銘式的博雅名士。然而 ,國運的驟變與身世的浮沉相交織 ,卻使他逐漸走上黃以周等南菁經師未必認同的“趨時”之路。(35)甲午中日戰事起 ,翌年文廷式、張謇等在京翁門弟子發起公車上書 ,繼而有強學會之設。而在此前 ,孫雄早已離京返鄉 ,竟不期遭遇父喪。這段居鄉服喪的經歷,讓他暫時遠離了京城名士圈子,卻藉助地理之便 ,與以上海爲中心的維新輿論發生交涉 。早在甲午七月出京以前,孫雄就跟汪康年等趨新士人有所交往。光緒二十二年(1896)前後 ,孫雄致函汪康年,擬向《時務報》投稿 。信中提到自己“自居憂後 ,家況奇窘,所處殆非人境 ,以致百事俱廢,昔年所作考據詞章 ,付之九霄雲外 ,惟略治時務,以備他日鉛刀之用”。(36)

                   

                  丙申至戊戌間,孫雄撰寫了不少投合報章論調的政論文,見錄於燕京大學圖書館舊藏題爲《用夏齋芻議雜著》的稿本六冊。該稿第一冊爲存目、文稿、筆記 ;第二、三冊爲《用夏齋芻議》四卷,較爲整齊;第四至六冊內容龐雜,包括詩稿、應酬文字、吏部及北洋幕府公文等 。冊中有費念慈眉批,主要涉及編集體例,如提到“散體壽文似應刪入別集 ,此編皆有用之言 ,不當羼入應酬文字” 。(37)最初設計《芻論》《雜著》分別收錄政論與學術文 。不過稿本第二、三兩冊最終呈現爲《用夏齋芻論》四卷,不再嚴格區分  ,而是補充了戊戌年迴應變法所作的《變科舉餘議》《廣西書議》等篇。前者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張之洞、陳寶箴條奏之科舉新章提出商榷(38),後者則是迴應馬建忠、梁啓超、張之洞等人的譯書論。孫雄此一時期政論徵引梁啓超文字尤多且廣 。不過,相對於康梁派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的激進思路 ,他更願意貼近張之洞、陳寶箴等督撫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的穩健立場 。(39)

                   

                  即便是在此期爲數不多的學術文字當中,孫雄的經世意向也愈發顯豁。如自序早年所著《荀子校釋》一書,提到“八齡時誦《十三經》畢,家大人即治以《荀子》 ,謂荀子志在復禮 ,三致意於一篇之中 ,其書宜升爲經,與《孟子》並列”,後師從俞樾、王先謙 ,更於《荀子》校勘有所心得 。但其雄心  ,卻不止於此:“非徒鉤稽名物 ,臚舉訓故,將以闡孫卿之絕學,廣孔門之正傳  。”(40)另一方面 ,早年的經生生涯又使其經濟議論呈現出與時論有所距離的書生氣,正如用夏齋題目所示,此期孫雄仍對恢張儒教甚至用夏變夷保有一定信心。針對《馬關條約》締結後“中俄密約”傳聞而撰的《結俄拒日駁議》(原題《預防俄患私議》)一篇,在所列各種俄患之中,就有俄國崇尚中國學問一條 ,將道聽途說而來的諸如俄人延中國名儒講學、聖彼得堡盛建孔子廟等傳說當真 。(41)此篇孫雄曾投給汪康年 ,欲在《時務報》上發表 ,當然未能成功。(42)

                   

                  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一日發刊的《時務報》第四冊 ,刊出署名爲昭文孫同康來稿的《各省宜建翹材館議》。這篇撰於乙未十二月的文字是孫雄向《時務報》多次投稿當中唯一被錄用的篇章,主張在督撫駐地建翹材館,儲備明體”“達用兩類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孫雄的構想建立在對督撫重要性的認識之上:督撫受天子命 ,作牧方隅 ,其爵秩雖與京朝之尚書、侍郎相等 ,然尚書、侍郎苟不任軍機 ,不兼總理衙門之職 ,則其閒散無異乎外省之教諭、訓導,尋行數墨 ,畫諾署名而外,無他事焉 。若督撫則雖如雲貴之偏省 ,而軍政民命鉅細之事,每日無慮數十百端  ,非大開幕府 ,廣闢賓僚 ,無以爲治。”(43)觀乎此,更能理解爲何在撰作此文的兩個月以前,孫雄全然不顧翁同龢與張之洞的宿怨,貿然向張之洞方面上書獻策 。

                   

                  甲午、乙未間 ,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活躍於江浙一帶的昔日南菁高才生,如陳慶年、曹元弼、姚錫光等紛紛折入其幕府。孫雄在此時有意接近張之洞 ,或亦受到同門諸子去向的感染 。其向張之洞所上之方策  ,收入《用夏齋芻議雜著》第三冊 ,原本有大量塗改:如舊題《上南皮張孝達制軍師書》旋改爲《上南皮張孝達制軍救時八議》 ;對張之洞的稱呼,也由原稿的“吾師”統改爲“閣下”。最大的變化,則是孫雄提出的“救時八議” ,原爲:清君側、固民心、嚴軍政、肅官方、作士氣、裁釐卡、編教民、開利源 ;改稿則將主張剪除“二李邪黨”(李鴻章、李蓮英)清君側”一項刪去 ,在函末另增“設官報”一項 。內提到“報館之有益國事 ,近人類能言之”,則至少已是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時務報》刊出梁啓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等文之後的補充了 。(44)

                   

                  該函較全面論述了孫雄在受到甲午戰敗刺激後醞釀的變法主張,其中有與張之洞頗爲契合之一點,即《勸學篇》所論“政”與“學”的相互維繫。爲了抓住張之洞的興奮點 ,孫雄在上書中提到“作士氣” ,首要之務就是設立書院:

                   

                  吾師行部所至,首以振興書院爲務,粵()雅、兩湖沾溉宏遠 ,三江彥秀引領而望 。竊謂今之言時務者  ,必曰宜廣設水師武備學堂 ,不知由經學史學入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不以經史爲根柢,西學必無足觀。今宜將各省大小書院因時改制 ,小變其式,以經史詞章時務製造 ,計日分課 ,按月程功 ,煉扶世翼教之鴻才,革摘句尋章之陋習。

                   

                  孫雄批評“當今言時務者”只知水師、武備,取與張之洞振興書院的努力相對照 ,直指三十年來李鴻章等僅從軍事、製造、路礦等“器物”層面辦洋務的缺失。繼而提出“由經學史學入經濟者 ,其經濟成就遠大 ,不以經史爲根柢 ,西學必無足觀”,則顯然是在套用張之洞《書目答問》中“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的論調 。(45)而在改定稿中,孫雄更將該原則具化爲仿照兩湖規制在金陵設立三江書院的建議:調取兩江所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高材生,甄別取列高等者肄業其中,中學如經史、輿地、掌故、天算各項 ,西學如聲、光、化、電、製造、開礦各項  ,分門別類 ,亦設小教習 ,由大教習稽查”。

                   

                  變通書院的同時 ,科舉改革也要隨之跟進。戊戌期間 ,張之洞先後在《勸學篇》及與陳寶箴會奏的科舉新章中 ,發佈“三場互易”的方案。而在三年前孫雄的上書裏 ,就已建議調動科目場次:“首場試策五道,並問本朝掌故、當世時務切於實用者  ;次場分中學、西學爲兩門(底稿作分考據、辭章爲兩門”),亦分子目若干,如書院之例,聽人自佔,各試五題三場 ;三場則如今之首場,以存舊制。雖與後來張、陳會奏科舉新章中學經濟——西學經濟——四書文的格局在細部上稍有不同(且孫雄仍主張保留時文、試帖詩),思路卻大體相似,而早年書院應課的經驗,仍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46)

                   

                  孫雄晚年曾有詩云:“文字淵源契瀣沆 ,平生知己數翁、張。”(47)然而,乙未年孫雄對張之洞的干謁未見大效 ,二者真正產生交集 ,要等到光宣之交張之洞進京入樞並管理學部之時  。戊戌年翰林院散館 ,孫雄被分發爲吏部主事 ,繼續京官生涯 。其試水經濟時務的努力,似乎遭到了挫折 。至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丁母憂回籍,袁世凱邀其入幕辦學,孫雄的經濟抱負才在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學務領域得到施展的機會 。(48)

                   

                  三、六藝九流新教法

                   

                  光緒三十一年(1905) ,袁世凱在天津創辦北洋客籍學堂 ,主要招收順天、直隸兩地隨宦子弟入學,幕府賓僚子弟得主官允許 ,亦可送考 。自三十一年九月至三十三年正月,共招考四次,先後錄取英文、法文甲乙級四班學生 ,包括袁世凱子袁克文、侄袁克暄等均在其中  。師資方面,該堂前兩任監督爲蔡儒楷、羅惇曧 ,孫雄自創辦時即被聘爲漢文正教習 ,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繼任監督 。(49)

                   

                  當時報章記載,孫雄接任監督後,北洋客籍學堂氣象一新。其在管理上的創造,包括訂立“班長學長規則”和“勤學立品分數細章”;面對清末新學堂普遍存在的風紀問題,孫雄獨能反躬自問,謂“堂中有一人不能感化,即是吾之過失” 。(50)孫雄之所以能順利完成從翰林京官到學堂監督的身份轉換 ,至少在他自己看來,從幼年庭訓到南菁求學時期所積累的舊學資源洵爲關鍵:

                   

                  不佞束髮授書,謹守庭訓 ,彼時尚無學堂之設。先府君在裏授徒,橫經環侍,凡十有二三人 。小子抱書隅坐,每日課程 ,約計亦六七時間 。聽講、口誦、寫作,各有定晷 ,而先府君所講解 ,於經學之源流 ,史漢之文義,尤爲加詳  。追憶三十年前親承提命,常覺自晨至暮 ,汲汲溫尋  ,無片刻之暇焉。殆弱冠以後  ,至江陰南著書院應試,以論天子五門三門之異同 ,爲長沙王祭酒師所激賞,優給月餼 ,諭令駐院肄業 ,且充齋長 。院中本多高材生 ,分齋授學 ,其規制與今之學堂相類 ,惟無外國文字耳 。今日堂內之學長班長  ,即彼時之齋長也。不佞於舊學粗諳門徑,得力於此院者居多 。定海黃師湛深經術,聽夕啓誘,登壇指授者 ,口講指畫而忘疲,執經詢問者 ,脣沫手胝而不倦 。故凡列門牆 ,鹹有成就,以視今之抗顏爲人師者 ,粗涉藩籬 ,循章敷衍,遂使受其教者如嚼蠟之無真味,其優絀之相去 ,豈徒雞與鳳之比乎?(51)

                   

                  在孫雄心目中,家塾、書院、學堂的經驗皆可貫通 ,而舊式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書院師儒的自具心得、昕夕啓誘,反有勝於新學堂教習的照本宣科。孫雄雖自謙對於“近世學校管理良法及教育心理學素無澳门皇冠” ,卻憑藉在南菁被王先謙拔爲“齋長”的經歷,體會到書院“分齋授學”與近代學校分班管理有近似之處。實則此種院生自治制度,尚可追溯到阮元創立廣州學海堂時確立的“學長制” 。惟學海堂“學長”之上無山長 ,爲完全自治;南菁則“齋長”之上有院長、監院的統籌,又齋長兼管齋舍管理等雜務,所得膏火亦較爲優厚 。(52)孫雄受此啓發,主張由學生投票公舉學長、班長,在監督和學生之間充當仲介,訂立“學長班長詳細規則”。(53)

                   

                  教學方面 ,從北洋客籍學堂按英文、法文分班的情形可推知 ,該堂主要側重於西學特別是語言文字方面的訓練 ,“在堂諸生資稟稍勝、根柢稍厚者,多並日勞神,以治洋文” 。(54)孫雄長期擔任漢文正教習,所講授國文、經學、倫理等中學內容,並非學堂教授的重點 ;且這些科目名爲中學,實質上卻是新學制下有定時定程的科目 ,不同於此前以課藝、校勘、圈點爲核心的書院教學 ,遂使得教授法的問題日益突出。光緒三十二年(1906),孫雄在《北洋官報》首刊《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二科教授之法》,可見他對中學內容在西式學堂中的教授法改造早有準備。(55)

                   

                  按照癸卯學制的設計,“修身倫理”和“讀經講經”均爲中小學堂基礎課程 ,二者內容不無重疊  。其中 ,“修身”一科昉自日本學制的“倫理科”,本爲西學科目;癸卯學制則以中國道德倫常折衷之,採用朱子《小學》、劉宗周《人譜》《孝經》《四書》、古詩歌、陳宏謀《五種遺規》等爲材料 ,由小學堂的“隨時約束以和平之規矩”至中學堂的“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 ,實爲中西合璧 。(56)孫雄本此提出修身教科書分爲內外篇的原則:宜採四子五經中關於人倫道德之精理名言,輯爲一編  ,名曰內編 ;又取《東西洋倫理學史》,刪繁輯要,名曰外編。我國周秦諸子及程朱陸王學派,亦宜撮其大概,附載簡端 。”(57)

                   

                  不同於移自外來典範的“修身倫理” ,癸卯學制佔用中小學堂大量學時的“讀經講經”,完全是中國本土的創造。需要注意的是,清末乃至民初守成者所提倡的“學堂讀經” ,既非舊式學塾經訓誦讀的延續,更不同於南菁等經古書院的“專門治經”,而是在外來政學壓力和自身國族意識萌發的背景下,爲凝聚近代國家認同而發明的一套教養模式。癸卯學制所附《學務綱要》就聲稱“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已是在西洋宗教視野下重新看待中國經書,其宗旨是養成“愛國愛類之 。” 。諸如“博考古今之疏解、澳门皇冠精深之義蘊”等專門內容,統歸大學堂經學專科澳门皇冠;中小學堂“讀經”的宗旨  ,則是要在西學橫流的時代“定其心性、正其本源” ,其課程、課時、教授法的設計 ,處處體現着西學壓力,時時在防備“妨礙西學”的指責 。(58)概括言之,南菁等經古書院傳習的清代經學主流,以探討六書七音的小學爲入門 ,以疑古辨僞爲突破口,多從經書文本的闡釋入手;其究極 ,在使諸經義、訓貫通 ,構成一個互證互釋、秩序明晰而又不可分割的體系。而清末民初的學堂讀經風潮,卻是頂着來自經學外部的質疑,努力迴應經書作爲一個整體(文化象徵”)式微的危機 。問題的焦點,已不在經學內部的細枝末節,而是經書整體的保存延續;其難點則是如何“簡要”,在最短時間內使人獲得中學之“體” ,又不致妨礙西學大“用”的發揮。

                   

                  孫雄的《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二科教授之法》一文 ,旨在解決此一難題。論及“經學”與“讀經”的參差,他指出:“經學一門至爲浩博,即將《十三經》之全文錄爲一通,已耗日月  ,況堂中鐘點晷刻均有一定 ,斷不能顧此失彼 。則非刪煩存要,斷不能爲學堂課本,固灼然無疑者也 。”刪節經書以編輯經學課本的提議 ,始於戊戌時期梁啓超在譯書局編輯“功課書”  ,欲“刪削諸經,以就康學”,當時遭到管學大臣孫家鼐的嚴辭抨擊。孫氏曾上折瀝陳:“經書斷不可編輯 ,仍以列聖所欽定者爲定本,即未經欽定而舊列學官者 ,亦概不準妄行增減一字 ,以示尊經之意。此外史學諸書 ,前人編輯頗多善本,可以擇用 ,無庸急於編纂。惟有西學各書 ,應令編譯局迅速編譯。”(59)孫家鼐的提議代表了當時朝廷學務主導者較爲樂觀的期許,即新學仍以西學爲主 ,固有經史之學自可原封不動地自外於新制度 。殊不知所謂西學自有無所不包的體系門類,對於同樣自成體系的中學 ,只有連根拔起:若非如史學”“文學那般適應於近代學科範型而對接(成爲近代國族構建要素之國史”“國文”) ,則只能如經學那樣  ,淪爲整個新學社會的對立面而日益萎縮 。清末新學制的建立、科舉的改章與停廢 ,更加劇了這個過程 。故從戊戌到乙巳 ,短短七年時間,當初孫家鼐貌似開通的議論已爲陳跡。孫雄就說:“吾國舊習,素以改竄經典爲非聖無法,俗儒目光如豆,甚至詆爲得罪名教;推其心 ,幾將聖賢經訓等諸佛號道咒,尊之反以褻之 。以故好名之士,鮮肯從事於茲 ,以冒不韙者 。此亦至可痛之事也  。”而在經書整體廢置的危機之下 ,經書本身的完整性就不得不作出犧牲了:“蒙豈不知刪經之近於僭妄乎 ?然寧冒僭妄之名 ,刪節以保聖賢之粹義 ,不忍廢置高閣,以貽荒經之誚也 。”

                   

                  具體的刪經方案,孫雄引李叔同爲知音,主張推廣“刪竄之法” ,也就是“刪其文辭 ,存其精義 ,竄其文辭,易以淺語” 。而其大要則在於“存義”,編輯名爲《十三經大義》的經學教科書 。早在戊戌維新期間,張之洞推出《勸學篇》 ,其中《守約》一篇羅列學堂中學守約之法,已強調“經學通大義”的原則,並提示“學堂說經之書 ,不必章釋句解 ,亦不必錄本經全文”的凡例 ,顯與孫家鼐“經書斷不可編輯”的保守主張相區別。(60)後來張之洞主導癸卯學制讀經課程 ,主要強調讀經講經的進度和方法 ,於教科書付諸闕如。孫雄則堅持中學、小學、蒙學均須編定《十三經大義》,“寧從其略 ,不可不使知大概”:小學以下 ,字數較少,每星期一課;中學教材最詳 ,“凡經傳綱領總義及經師授受源流,須撮其要旨,以次發明 ,全編約三十課,多至四十課爲限 。”

                   

                  在“大義”的統領之下 ,細化到每一經的編排,孫雄此一時期的主張較爲趨新 ,頗注意與外來新學科、新概念的整合  。首先,他指出《孝經》爲古倫理學、《論語》爲古修身學(可知在其心目中倫理修身的涵義還不太一樣)(61) ,《爾雅》則爲周公所作 ,孔子、子夏所修的三代詞典。清末來自日本的新名詞流行一時,孫雄主張《爾雅》草木鳥獸諸篇去其不經見者 ,餘下內容作爲內編 ,而以汪榮寶、葉瀾所編《新爾雅》(1903)節本爲外編 ,以納入科學名辭 。按《漢志》所揭小學本義及癸卯學制的規定 ,《孝經》《論語》《爾雅》三書宜在初等、高等小學堂內全讀。至中學堂則《易》《書》《詩》、《春秋》三傳、三《禮》、《中庸》《孟子》都應編輯刪節本而讀之:《易》和《中庸》爲“古哲學書之祖” ,《詩》爲古詩文集而有唱歌之用 ,《書》爲“考古史之濫觴”,《春秋》三《傳》爲“外交史之濫觴” ,《孟子》七篇 ,則“於政治哲學大有發明” 。表面上看 ,孫雄似乎是要在哲學、史學、考古學、外交學等近代西方學科劃分引導下 ,重新編排十三經的知識體系;而將《書》《春秋》視爲古史和外交史,同意劉知幾《史通》列二者入“史傳六家”,更是混淆了經與史的分野。與癸卯學制排斥《公羊》《穀樑》的趨向有所不同,孫雄強調“《公羊》《穀樑》亦斷斷不可廢置” ,建議將劉逢祿《箴膏肓評》《發墨守評》等發揮“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著作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一起採入經學課本 。三《禮》繼三《傳》之後,可將孫詒讓《周官政要》與學制所列《周禮節訓》合講  ,而《儀禮》《禮記》亦須時時引伸觸類  ,“俾借古事以申今情,溫舊典以明新政,似於用世尤便”。可見,除了融入西式學科的姿態 ,“用世”仍爲學堂讀經的重要訴求 。

                   

                  然而,在經學教科書的體式問題上,孫雄的立場又較主張編定“問答體教科書”的李叔同更爲穩健 。早在光緒二十二、二十三年之交 ,梁啓超發佈《變法通議·幼學》篇 ,抨擊舊式書塾的記誦教法,主張編訂七種教科書,其中就有“問答書”一類 。(62)李叔同的方案自是承梁氏議論而來。孫雄雖也認識到新學堂、新學制已革背誦之舊習,而欲驗學生之解悟與否,不能不用問答以發明之 ,但他卻從客籍學堂的教學實踐和與京津各教員之學有根柢者的討論中 ,體會到經傳材料意義艱深、條理煩碎 ,教、學兩方面都難以在問答倉促之間統合大意 。較之南洋公學出身的李叔同 ,作爲南菁書院舊經生的孫雄 ,顯然對“吾國經籍”與“各國科學”的根本差別更爲敏感:

                   

                  竊謂吾國經籍 ,有斷不能改爲問答體者 ,此其原因難以縷述   ,然亦不得不約言之,以釋羣疑 。蓋各國科學均由淺入深 ,且其事均可分條詢對 ,非若我國聖經賢傳 ,合古今內外參伍繁變 ,靡所不包,不可枝枝節節 ,挾蠡測筳撞之識,以繪畫麟鳳 ,藻刻山河。此國粹之所以可珍 ,而非可爲淺見咫聞者道也 。吾儕含生負氣之倫,幸列神明之胄 ,奈何視等弁髦,甘爲數典忘祖之籍父乎?倘或囿拘虛之見,全改爲問答體  ,以課學生 ,勢必精蘊無存,土苴相襲,道墜於地 ,文喪在天。痛乎,悲哉!抱遺經者能毋反袂而泣歟?(63)

                   

                  按照孫雄的區分,“各國科學”(此處科學當指西洋近代分科之學)的特點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有條理可供問答;中國聖經賢傳則錯綜繁變 ,無所不包,只可在整體上領會 ,難於在枝節上認知。要之,晚清趨新學人眼裏中國固有經史之學汗漫蕪雜而難以適應新式教科的缺點 ,在孫雄看來正是國粹之所以可珍  。所以,他既不屬於章太炎、劉師培等將六經打散爲歷史文獻的思路,也未必認同當時教育界將讀經科目逐步納入修身倫理羽翼之下的努力。(64)而與此同時,這種對於十三經整體性、繁複性的正面體認 ,又必須適應新學制的學程等級和從速訂纂”的時代要求 。所以孫雄最後的方案,唯有刪節與問答相結合:在《十三經大義》與各經刪節本之外,“又取經義之糾葛者,及節本之不可網羅者 ,每種別編問答若干條,附刊於後 ,隨時講解試驗以收效果”。

                   

                  孫雄的讀經新法既難回到舊式書塾和經古書院所授經學的本來面目,又不甘心完全淪爲新式教學法的附庸 。其關於十三經對應於倫理、哲學、政治、歷史等近代學科的說法,很可能不過是爲在新學制下繼續讀經進行辯護的說辭而已 。出於對坊間教科書的不信任 ,孫雄在北洋客籍學堂的各種講義均爲自編 ,內有《師鄭堂經學講義》一種尚未得見 。傳播較廣者,則爲《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 ,從中亦可旁證其教學思路的變化 。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三年五月,孫雄在北洋客籍學堂講授“中國文學源流”課程三學期 ,編有講義逾百課 。不過他所謂“文學” ,包括了“九流學派略說”“古今文體條論”“選錄周秦漢魏及名家詩文”三部分 。今僅存講義第一部分二十課,故其“文學”講義的主體卻是在講諸子學,按照《漢書·藝文志》所錄九流分篇略說之 ,“雖以闡述古義爲主,而時賢緒論 ,亦多采錄 ,且取證近事 ,兼論時局”。(65)實則孫雄此講義對於時賢緒論何止採錄而已,直是抄撮成書 。作爲學堂講義固然無可厚非 ,其挪用時人著作的情形 ,略如表1所示 。

                   

                   

                   

                  覽此可知,孫雄對於晚清梁啓超、章太炎、劉師培、陳黻宸、王舟瑤、林傳甲等人的諸子學澳门皇冠多有涉獵 ,尤能注意他們在西洋新史學(尤其是文明史)和哲學觀念啓發下所得各種新說 。在全部講義二十課中,墨家略說獨佔五課,道家、縱橫家、農家各佔二課次之 ,儒家僅分得半課。受梁啓超論周秦學術南北分宗及墨學分派之說的影響,孫雄推崇墨子所傳兼愛、遊俠、名理三派最切用於今之時勢,以墨家爲宗教立國之代表,修正其早先論中國當以黃帝、周公、孔子三聖爲國魂的觀點。(66)講義中關於儒學的內容,更可反證其經學觀的變化。如其引劉師培《孔學真論》,指出孔子六藝之學得之史官,不僅爲儒家,更兼通九流術數之學。這一觀點實已包含晚清學人對六經的全新解讀。在孫雄自撰的《儒家略說》部分  ,即指出“尼山之學通六藝而包九流 ,非區區儒家所能限” ,故尊經尊孔不一定要尊儒  。

                   

                  除了在北洋客籍學堂擔任國文、經學、倫理等課 ,孫雄還曾兼任北洋師範學堂經學教員和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的歷史教員 。(67)他雖受到新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的刺激 ,努力適應學堂體制,卻仍期待保留經學之繁複整體與詞章之諷詠誦讀。然而,在新學堂西文西學日益佔主導的條件下,讀經與國文課業實已是損之又損  ,無法與南菁時代的經古課藝相提並論。孫雄曾慨嘆吾生總角之年,所謂家弦戶誦之書,今日爲後生理而董之 ,抽繹而講貫之,已有舌咋於前 ,目笑於後者矣。清季最後十年知識體系和概念工具的遽變 ,使得六藝九流之學在學問世界中迅速被當作一個整體而邊緣化、陌生化。當年發誓決不復爲考據詞章的孫雄 ,此時也不得不重操舊業 ,轉而“痛滄海之橫流,悼斯文之將喪”。(68)

                   

                  四、經學的碎片與整體

                   

                  也許是得益於管理北洋客籍學堂時期積累的聲譽 ,當光、宣之交京師大學堂籌辦分科大學時 ,本來年輩、資歷、學術聲望都不太夠的孫雄,卻與柯劭忞、羅振玉等知名學者、教育家一起,被遴選爲分科大學監督,執掌京師大學堂下屬文科大學 。(69)按照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1)《奏定大學堂章程》的設計,京師大學堂摹仿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制而加以變通,分爲經學、政法、文學、醫學、格致、農、工、商八科 ,其中經學科(包括理學在內)在文學科之外 ,爲中國所特創;文學科大學原擬下設中國史學、外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及英、法、俄、德、日本文學共九門 。但至宣統二年(1910)二月實際開辦時,僅設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二門。(70)

                   

                  癸卯學制的經學、中國文學課程爲張之洞手定。按照孫雄日後的回憶,其得以就任文科大學監督,也是出自張之洞的奏派 。(71)張氏當時正以軍機大臣管理學部  ,對於分科大學各種事務多所參畫 。孫雄有詩記其事:

                   

                  鼓篋先徵國子師 ,燕郊市駿荷殊知 。深心苦語培楨幹  ,每憶良宵宴坐時。(原注:公創辦京師分科大學時 ,於樞廷退直以後 ,招往作夜談 ,商量規制,籌備師資,娓娓不倦。又輒撫膺太息,謂興學十餘年 ,所得皆皮毛,絕少緩急可倚之士。)(72)

                   

                  其時孫雄與張之洞交往甚密 ,“論學譚藝 ,篝燈忘倦” ;張之洞且爲孫雄瀏覽《道鹹同光四朝詩史》原稿,“商榷選事 ,訂正良多” 。(73)戊申、己酉間,張之洞以其生命的最後精力參與籌辦分科大學 ,力排衆議,開辦經學科,而其他各科亦須兼習《四書》《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節本等內容 。孫雄還提到,張之洞之所以將文科與其素所主張的經科一體重視 ,在於二者均爲國學所繫  。(74)本來文科大學並不包含經學內容,但經科與文科面臨的危機卻息息相通 。特別是在宣統元年(1909)八月張之洞辭世後,學部和京師大學堂內的趨新勢力日益高漲 ,變通學制、廢止讀經之議甚囂塵上 ,經科存廢成了孫雄越來越關注的問題。

                   

                  宣統三年(1911)六月至閏六月間,學部召開爲期一月的中央教育會,期以統合京外教育資源,提出並解決與憲政相關的興學議案。(75)但其中軍國民教育與廢除小學堂讀經講經課程兩案 ,卻引來教育界各種勢力的激烈爭奪 ,後者引發的新舊對立尤爲尖銳。在會上,胡家祺等三十九人提交初等小學不設讀經講經科一案,侯鴻鑑、黃炎培等附議經書太古不合兒童心理 ,谷鍾秀進而提案將高、初兩等小學及中學均刪去讀經講經科目 ,併入修身教科書講授,旋即招來孫雄、林傳甲、徐炯、陳寶泉(代表嚴修)、汪康年、程樹德、姚永樸等從各自角度表示反對。(76)當時報章記載會上爭執場面火爆 ,守舊者形同小丑:林傳甲登臺演說此項功課萬不可廢,歷敘日本、俄國、西洋均澳门皇冠中國經書,中國竟廢去,是廢經畔孔,是喪失國粹。語涉題外 ,經各會員請簡單發言。林猶大聲急呼 ,痛哭流涕 ,擊案頓足 ,經一句鍾之久。衆斥責之,林猶不止,會場秩序大亂 。”(77)身爲文科大學監督的孫雄,在爭論中更不甘寂寞 ,時而奮臂大呼 ,時而裂眥狂吼 ,時而叱人起立 ,時而從袖中摸出上諭,信口宣讀 ,被報章時評稱爲無理取鬧之雄 ;會場連日紛擾大類戲場,而孫雄尤武場中之頭等角色 。(78)

                   

                  彼時報章對守舊者多方詆訶 ,對趨新者則極盡推崇,孫雄在發言中指出“主張廢棄讀經的人 ,多是讀過經的 ,不過要發出趨時的議論 ,博那報紙上的讚美” 。(79)趨新輿論對於孫雄、林傳甲等主張保存經科的理路,更少有同情的理解 。在中央教育會十六次開會期間 ,孫雄就座位簡單發言二十餘次,登臺發言三次 ,分別針對軍國民教育、初等小學堂廢止讀經講經課程、高等小學堂及中學堂變通讀經講經三案發表意見 。孫雄所編《道鹹同光四朝詩史》刻本乙編卷首,錄有《中央教育會三次登臺發言紀實》,系根據會場速記生所記發言原話稍加修飾而成,或可從中瞭解其被報章扭曲或割裂的觀點。

                   

                  閏六月十五日 ,孫雄針對谷鍾秀提出的“將高、初兩等小學及中學均刪去讀經講經科目併入修身教科書講授”一案,在中央教育會登臺演講 。他指出谷案“名爲歸併,實在是廢棄”;針對胡家祺等所主讀經“不合兒童心理”之說,則強調“小學教科書固要求合於兒童心理 ,然亦不可過於遷就” 。孫雄此時的讀經觀較數年前更爲保守  ,不僅質疑將經學融入其他學科的有效性 ,更轉而修改早先曾經主張過的“刪經”說:“至於中學、高等小學將各經節讀節講 ,未嘗不可 ,但斷不可刪經,總要使學生知道全部經書分篇分章大概情形 ,及其大段道理。本員……做過一篇論說 ,叫做《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教授之法》……也是主張刪節經文編輯教科書的。後來自己屢經澳门皇冠,試將經書一二種以意刪節 ,方知茲事斷辦不到。”至於“刪經”爲何辦不到,以及“刪經”與孫雄尚可容忍的“節讀節講”有何區別 ,孫雄嘗試運用人體作譬喻來說明:

                   

                  總之 ,各經可以節讀節講 ,斷不可刪  。譬如一個人 ,五官百體具備,不妨單用手來寫字,或是單用眼來看書 ,斷不可於用手、用眼時,將他項不用的五官百體任意割去 。這是最淺鮮的譬喻。(80)

                   

                  雖然對能否“刪經”的看法有所遊移 ,孫雄此論仍是繼承了《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教授之法》篇尾討論“吾國經籍”與“各國科學”異同的理路 ,亦即:經學自身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系 ,每一經義是這一複雜體系在具體環境下的運用,不可能離開體系而有獨立運用的段落。在陸費逵、谷鍾秀等主張廢經科者眼中,經書不過是材料  ,可以按照近代學科的要求重新拆分、組裝,以獲得在近代學術體系中的位置:“精義格言,人人所當服膺,則採入修身課本 ,一也  ;治平要道 ,爲國者所當力行,則法科大學及專門法政學堂編入講義 ,二也  ;文章古雅,可資風誦 ,則選入國文讀本,三也;事實制度 ,古史所證 ,則講習歷史,用爲參考 ,四也。”(81)——經學材料可散入修身、法政、國文、歷史等學堂教科繼續發揮作用。但在南菁出身而通曉鄭玄訓義闡釋系統的孫雄看來 ,二千餘年的經學自具體系 ,並非近世漢學末流所呈現的破碎餖訂之學 ,既不能因其段落枝節的不合時代而否定其全體大用,更不能將其拆卸重組來適應外來的知識體系 。真正應該做的 ,是如癸卯學制那樣 ,使經學與修身、國文、歷史等並列爲一獨立學科 ;若僅視之爲填充外來學科的材料,則經學本身的生命力就已終結了 。

                   

                  換言之 ,孫雄此時的經學教育觀,已跨過戊戌前後的經濟議論和北洋幕府時期對舊學問新教法的探索,直接其在南菁書院通過黃以周獲得的“鄭學”羣經貫通之義 。而這種迴歸經學全體的趨向 ,在他早幾年的教育論說中已有所呈現 。此外  ,孫雄還建議在癸卯學制規定的《孝經》《論語》二種之外,小學堂須添讀《爾雅·釋親》篇和《大戴禮記·夏小正》篇二種;聲稱自己曾在家中和京津友人家塾所附設幼稚園中爲六七歲兒童每日講授此二種書,遠勝坊間小學教科書所講的“姊姊妹妹、小貓小狗” 。其對於學堂教育和新編教科書的鄙夷溢於言表。

                   

                  然而,孫雄自身在學術上的迴歸,卻根本與清季整個教育界的激進化趨勢處在相反的方向 。方此之時,他越來越能同情張之洞晚境的淒涼,也日益歎服張氏臨終斤斤於經科存廢的遠見:

                   

                  樑亡魚爛載春秋 ,經訓誰將古義搜 。金鑑千秋懷聖相,陸沈一月陷神州。啁啾相吊悲羣燕 ,樑棟難支困萬牛。我愧遺山修野史,露鈔雪纂蘊嫠憂。(82)

                   

                  中央教育會的爭執暫息後不到兩個月,武昌起事的炮聲已傳至京國。孫雄在此困境下重刊《道鹹同光四朝詩史》,自比元好問《中州集》、錢謙益《列朝詩集》之纂 ;對於清社之屋,則歸咎於廢止經科及縱容新軍。迨清帝遜位,京師大學堂改爲北京大學 ,孫雄遂辭文科監督之職 。北大校長嚴復旋即廢止經科、重組文科 ,仍“徇文科同學之請”,聘孫雄爲史學講師 。等到癸丑(1913)四月京師大學堂文科舊生畢業  ,嚴復亦他適 ,孫雄不得不離開北大,開始他晚年蟄居著述的生涯 。(83)

                   

                  初刊於1919年,並於1927年訂正再版的《讀經救國論》,兩次出版分別對應着新文化運動的崛起和北伐威脅的逼近 。雖然文化上的方向不同 ,但其救國的訴求 ,卻和時代主流相當合拍 。與清末爭論經科存廢的形勢稍有不同 ,當初的廢止讀經論者一般還承認經書多少有點價值,只是需要接受改造或重組 ,去其不合時宜的部分 ,以適應近代學科體系和教育制度 。而民元以降的數年之間,由於尊孔讀經被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經學在新知識界的形象急速負面化;學術界的另一種思路,則是要使經書成爲客觀澳门皇冠的對象(經學史”) 。與這兩種趨勢相對照,孫雄的《讀經救國論》卻有着強烈的“用世”企圖:“竊謂今日種種詭異之學說 ,變亂之禍徵 ,求之羣經中,靡不有駁正之論、挽救之方,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焉。”(84)

                   

                  該書按政治、倫理、理財、教育、兵事、外交六個主題分爲六卷,分別摘錄經籍相關段落 ,附錄古今人的闡釋發揮。所引近人經說 ,包括黃式三、張之洞、唐文治、姚永概、江瀚甚至康有爲 。可知在新學後進“詭僻偏激之論”威脅下,諸如漢宋、今古、儒林與文苑的學派辨別已經不再重要。(85)然而,守舊陣營的一體化亦帶來經學本身空洞化的危險  。着眼於救國時趨的讀經論,所採取的方式既近乎割裂經文,所選內容又偏向理學與經世之學。孫雄並沒有像其他南菁同學曹元弼、張錫恭、胡玉縉那樣 ,在鼎革以後仍專注於經學著述 ,而是將較多精力投注在詩社唱和與結交遺老 。其讀經論亦未見有甚新意,反而離“鄭學”的本來面目越來越遠 。

                   

                  《讀經救國論》卷四“教育”論“孔門四科之教” ,再次迴應經科存廢的問題。孫雄指出東西各國大學採分科教士之法,實是孔門四科遺意 ;又回顧清末張之洞在大學堂設立經科的深心,認爲當今辦學要務在重設經科,可仿胡安定分齋治事之法,分立“經義”與“治事”二科。(86)他還曾設想在大學重建經科並設立講座制度的具體辦法:今日亟宜復經科舊制,或於文科內立經學系 ,設教授三人 ,講師二人 。三《禮》爲我國博大精深之學科 ,《周易》爲通貫三才之祕籍,《四書》爲修齊誠正之訓條:分爲三座 。《尚書》、三《傳》與《詩經》《爾雅》各爲一座 。”(87)讀此可知孫雄在經學教育問題仍頗具雄心。在與章士釗通信中,孫雄曾自述有就東北大學經學教席的機會,楊蔭榆亦欲聘其擔當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但都未能成行 。(88)

                   

                  直至1927年夏,在北伐軍節節逼近的形勢下,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任命曾肄業京師大學堂文科的孫雄弟子劉哲爲教育總長,孫雄終於迎來了生命中最後一次介入學堂讀經的機會 。劉哲將北大與北京八所國立大學合併爲京師大學 ,自任校長 ,頗有恢復清末京師大學堂規模的氣焰 。他原欲任命孫雄爲史學、文學二系主任。孫氏固辭,惟建議恢復經科舊制。劉哲遂議於文科內增設經學系講座 ,先立《毛詩》、三《禮》諸門。(89)然而次年6月  ,國民革命軍近北京 ,京師大學宣告解散,北大旋即覆校 。孫雄恢復大學經科的理想終究未能施行 。

                   

                  ①胡適:《書院制史略》(1923)古時的書院與現今教育界所倡的道爾頓制精神大概相同 。……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 ,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澳门皇冠院 。譬如南菁書院 ,他所出版的書籍 ,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澳门皇冠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 。柳芳、季維龍整理:《胡適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1頁 。

                   

                  ②黃體芳:《南菁書院記》,俞天舒編《黃體芳集》卷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8年 ,第145頁。

                   

                  ③查孫雄著作 ,至少有以下31種:《師鄭堂讀經札記》(南菁在院期間稿本,含日記)、《論語鄭注集釋》(南菁在院期間稿本)、《師鄭堂集》(一名《鄭齋漢學文編》;1891,1908)、《師鄭堂律賦》(1893)、《師鄭堂駢體文存》(1895)、《用夏齋芻議雜著》(戊戌前後稿本)、《師鄭堂雜文》(清末稿本)、《鄭學齋近體詩》(稿本)、《眉韻樓詩》(1904)、《鄭齋芻論》(師鄭所著書之六,1907前後)、《鄭齋類稿》(師鄭所著書之七,1907前後)、《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1907)、《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一名《九流學派略說》 ,1908)、《眉韻樓詩話》(1908-1911)、《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又名《道鹹同光所見詩》 ,1908-1911油印本;刻本改題《道鹹同光四朝詩史》,1911)、《眉韻樓詩話續編》(1910)、《四朝詩史題辭彙錄》(1911)、《同光駢文正軌》(1911)、《詩史閣詩話》(1915-1916前後)、《鄭齋感逝詩》(1918)、《鄭齋壽言存稿》(1919)、《憂籲集》(1919)、《讀經救國論》(1919初版 ,1927修訂)、《名賢生日詩》(附《名人生日表》 ,19211927)、《鄭學齋文存甲集》(1921)、《落葉集》(1924-1926)、《詩史閣壬癸詩存》(1924)、《詩史閣叢刊》(含《禹齋文存》《禹齋駢文》等 ,1927)、《舊京集》(含《舊京詩存》《舊京文存》 ,1931)、《鄭齋五十以後雜稿》(1915以後稿本)、《清詩綜》(民國間鈔本)、《孫雄先生遺詩集》(1936) 。此外,孫氏尚編有數種詩社唱和集、題詠集等,並在報刊上發表若干詩文,均不計入 。

                   

                  ④魯迅:《十四年的“讀經”》(1925),收入《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第137頁 。

                   

                  ⑤目前學界幾乎沒有針對孫雄其人的專門澳门皇冠,僅有個別論文從文學史角度討論孫氏所編《道鹹同光四朝詩史》  ,或發掘孫氏在晚清率先使用鋼版油印術的事蹟。參見蔣寅:《孫雄與〈道鹹同光四朝詩史〉》,《古典文學知識》2013年第6期 ;蘇曉君:《油印嚆矢——記孫雄清末的一套油印本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2期。俞壽滄有《常熟孫吏部傳》,述其生平殊簡略,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628—630頁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有小傳附孫德謙條下 ,敘述稍詳 ,並論及其詩歌駢文,參見《現代中國文學史》 ,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 ,第135—138頁  ;趙統:《南菁書院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第九章南菁書院歷年學友錄亦有孫同康的條目 ,見該書第496—497頁。

                   

                  ⑥孫雄:《清故翰林院編修章君琴若墓表》(甲子) ,《舊京文存》(辛未[1931]孟夏《舊京集》鉛印本) ,第9a(卷葉 ,下同)。

                   

                  ⑦孫雄:《鄭齋感逝詩·瑞安黃漱蘭侍郎師體芳》其二 ,附註:“書院中建藏書樓 ,祀漢高密鄭公、宋新安朱子  ,師(黃體芳)自爲楹帖雲:東西漢,南北宋,儒林道學(“道學二字  ,一本作文苑  ,似誤) ,集大成於二先生 ,宣聖室中人,吾黨未容分兩派 ;十三經 ,廿四史,諸子百家 ,萃總目之萬餘種 ,文宗江上閣,斯樓應許附千秋。參見《鄭齋感逝詩》甲集(戊辰[1918]鉛印本 ,出版地不明)卷一,第15b—16a葉 。

                   

                  ⑧黃以周:《南菁書院立主議》 ,《儆季文鈔》六,《清代詩文集彙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08冊影印光緒二十年(1894)江陰南菁講舍《儆季雜著》刻本 ,第544頁下。

                   

                  ⑨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師鄭堂讀經札記》稿本一冊,分爲札記和日記兩部 ,日記部分又分爲孫雄日記(含致黃以周函一通及黃氏手批覆書)和另一人(疑爲陳慶年)的《行事讀書之日記》兩種 。札記部分爲素紙行書;兩種日記則爲楷書並用下書口署南菁書院的紅欄長方格雙行稿紙寫成,半葉十三行 ,行二十五字 。孫雄日記部分鈐有昭文孫氏同康讀過印。所錄讀書札記  ,既有統於《師鄭堂讀經札記》和《師鄭堂叢鈔》等名下的短札筆記,也有《書祖甲考》《說文解字敘與漢志異同考》《尚書人名考敘目》《鞗革解》《月令記耕籍推數與國語文異何以通之》《澤宮射宮學宮異同解》《援廟桷動於甍說》《策問》《生霸死霸解》(謄清稿)、《漢律令始末》《誕鄰解》《釋後司》《釋子去》等單篇論文。其中《鞗革解》《月令記耕籍推數與國語文異何以通之》以下數篇 ,實爲光緒十三、十四年南菁經古課題,根據孫雄日記所附上黃以周書(黃氏批覆署戊子五月朔),光緒十四年孫雄雖已離院,卻仍在應南菁課題,並呈黃以周求教。

                   

                  ⑩據孫雄日記(光緒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午後同蔚芝(唐文治)、劍秋(趙椿年)至千頃堂購《駢疋訓纂》《東都事略》《南宋書》《一切經音義》《小爾雅疏證》《漢藝文志考證》《國語三君注》《開有益齋讀書志》《魏鶴山文鈔》《七十家賦鈔》共十種 ,計洋八元 ,當晚燈下同夔一(曹元忠)閱《一切經音義》 ;初五日晚同蔚芝至書坊購《文心雕龍》《小學句沉》《左通補釋》各一部。燈下讀《文心雕龍·原道、徵聖》二篇 ;初十日晚同子綬(陳汝恭,陳立之子)至千頃堂購《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大雲山房文集》 。可見其時購書之頻繁與讀書之熱情。

                   

                  (11)俞樾:《贈言》 ,《師鄭堂集》(光緒辛卯[1891]季冬聚珍版) ,卷首。

                   

                  (12)孫雄:《丹徒陳善餘徵君(慶年)逝世賦七律四首哭之》:論語知新稽後案,禮書通故悟微言 。自注:《論語後案》爲定海黃薇香(式三)先生所撰,《禮書通故》一書爲元同師一生精力所萃。付刊時餘與善餘及唐君蔚芝、章君琴若均任參訂之事 。參見《舊京詩存》(辛未孟夏《舊京集》鉛印本)卷一 ,第11a葉 。

                   

                  (13)史鼐:《鄭學齋文存甲集序》,《鄭學齋文存甲集》(民國十年[1921]序刻本 ,出版地不明),卷首 。

                   

                  (14)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論語鄭注集釋》稿本十卷,以下書口署昭文孫氏叢書的紅格稿紙訂爲二冊,半葉9行行20字 。卷首除強圉大淵獻皋月”(光緒十三年[1887]五月)孫雄所撰自序外 ,還有孫雄早年業師姚福均、同鄉張瑛、曾樸手書序文三篇  ,黃以周手書《與孫君培論論語鄭注書》一通[貼有紅箋:定海黃元同師(以周)賜書;用下書口署甬東黃氏叢書紅格稿紙寫成 ,半葉9行行20] ,王先謙手書評語二葉(貼有紅箋:長沙王益吾先生評”)。書尾附錄《鄭論語敘佚文附後》《論語鄭注闕疑一卷》。全書卷首有詩史閣印 ,似爲晚年加蓋;自序後有“孫鄭齋”印,正文卷一、卷六卷首鈐有“師鄭”“同康私印”。

                   

                  (15)孫同康:《論語鄭注集釋》上冊卷四第10子釣而不綱條批語:(引之)氏豈不知綱制者,語太武斷。下冊卷八第12餓於首陽之下條引《太平寰宇記》批語:《寰宇記》下失引某道或卷數 ,此條若從《正義》中鈔出 ,恐如上善口夸毗也之注不知何本者 。

                   

                  (16)黃以周:《與孫君培論論語鄭注書》,《論語鄭注集釋》稿本 ,卷首 。按:此信後收入黃以周文集 ,文字略有刪改 ,參見《與孫君培書》 ,《儆季文鈔》三,《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第492頁下至494頁下 。

                   

                  (17)據前揭《師鄭堂讀經札記》所附孫雄日記 ,早在初入院的光緒十二年四月廿八日 ,孫雄就曾到藏書樓將黃式三《論語後案》一書借至齋中讀之 。

                   

                  (18)《師鄭堂集》卷三,第13a—16b葉。

                   

                  (19)《師鄭堂集》卷二 ,第22a葉 。按:《方領曲領解》爲光緒十三年二月南菁書院經學課題 。

                   

                  (20)孫雄《鄭齋感逝詩·定海黃元同師以周》其一:禮書通詁()等身高,垂老鑽研不憚勞。方領深衣親指示,經文注義析秋毫 。參見《鄭齋感逝詩》甲集卷二 ,第12a葉。

                   

                  (21)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二十四,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第598頁 。

                   

                  (22)《師鄭堂集》卷一,第32a—b葉 。

                   

                  (23)黃以周:《示諸生書》 ,《儆季文鈔》四 ,《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第504頁下—505頁上。此是就漢儒著述整體言之 ,又專就鄭注言之,《南菁書院立主議》有云:鄭君康成所注書多散逸,其《詩》箋、《禮》注之存者,只釋訓詁、詳考據,而義理之精,引而不發,望學者尋繹而自得之。此漢師注例然也。參見《儆季文鈔》六,影印本第544頁上 。

                   

                  (24)王鳴盛:《古經解鉤沉序》:間與東原(戴震)從容語:子之學於定宇(惠棟)何如 ?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 ,吾求是 。嘻!東原雖自命不同 ,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  ,舍古無是者也  。參見《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 ,第316頁上。

                   

                  (25)孫雄:《鄭齋感逝詩·長沙王益吾祭酒師先謙》其一,詩注:丙戌、丁亥吳郡歲科試,餘所作制義、律賦及說經之文均爲師所激賞 。每試輒冠其曹。時餘方肄業南菁書院 。師於按試餘閒命至衙齋侍坐 ,時時商榷文字,指示途徑,又令校勘《續經解》諸書 。餘之粗知學問  ,實由師啓之也。參見《鄭齋感逝詩》甲集卷一,第18a葉  。關於參與《續皇清經解》校勘的始末,又可參見孫同康:《王刻續學海堂經解書後》  ,《用夏齋芻議》卷五,《用夏齋芻議雜稿雜著》第3冊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無頁碼 ,下同)。

                   

                  (26)孫同康:《擬重修四庫全書條例》 ,《師鄭堂集》卷四 ,第1a葉 。

                   

                  (27)孫同康:《上黃元同師書》  ,《師鄭堂集》卷六,第23a—24a葉。黃以周的勸說似乎發揮了作用 ,在後來撰寫的《王刻續學海堂經解書後》中 ,孫雄便認爲方東樹、孫鼎臣等的訾謷漢學之論,亦由漢學家有以激之,似不以阮元門戶之見爲然,轉而推崇王先謙《續編》融匯漢宋乃至納入古文家經說的做法。但孫雄又在此《書後》末加了一條附記  ,指出彙刊經解 ,自宜以漢學爲宗,阮書體例究勝於王  ,孫鼎臣、方東樹之言 ,未免過當。雖就經解體例言 ,仍可知其好尚所在。參見前揭《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3冊。

                   

                  (28)孫同康:《先考增奉直大夫步青府君家傳》,《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5冊。

                   

                  (29)此次江南鄉試正考官爲李文田,孫雄因卷有過激語而未中試 。詳孫雄《挽順德李仲約侍郎師》 ,《鄭齋類稿》(清末商城張巽之刊石印本)不分卷 ,第19b—20a葉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長沙:嶽麓書社 ,1986年 ,第137頁。

                   

                  (30)孫雄與王懿榮訂交 ,實是光緒壬辰、癸巳間通過李文田介紹。光緒二十年(1894)孫雄入翰林院 ,王懿榮爲教習  ,遂執贄爲弟子 。見孫雄《庚子殉難五詞臣死事記略》(戊辰正月) ,《舊京文存》卷三 ,第20a葉 。

                   

                  (31)孫同康:《駢文例言五則》:癸巳年冬留京 ,居翁叔平師邸第,與李越縵師時相過從 。越縵師索觀駢文 ,因檢行篋 ,錄此數篇以應。師爲之點定,推爲正宗 。參見《師鄭堂駢文》(光緒丁未[1895]刻本),卷首 。

                   

                  (32)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八年六月廿八日、七月初二日、十二月十一日條下,參見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6卷  ,上海:中西書局 ,2012年 ,第257925852620頁。

                   

                  (33)孫同康:《與翁師漢書》 ,《師鄭堂駢文》卷下,第9a葉。

                   

                  (34)孫雄:《鄭齋感逝詩·同邑翁叔平相國同龢》其一 ,《鄭齋感逝詩》甲集卷一,第1b葉。

                   

                  (35)黃以周:《與人書》,《儆季文鈔》四 ,影印本第505頁下—506頁上 。據孫雄日記 ,光緒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黃以周賜讀所著文集 ,內有答友人書論時字之義。然則在肄業南菁之初 ,孫雄已熟悉其師主張濟時而非趨時的觀念 。

                   

                  (36)《孫同康致汪康年》一、二 ,《汪康年師友書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1427—1429頁 。

                   

                  (37)孫同康:《吳粵生年伯鏡沆六十雙壽序》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5冊。

                   

                  (38)《變科舉餘議》原題《變科舉議》 ,原稿署戊戌八月 ,改稿作戊戌六月。在此文中 ,孫雄雖大體認可張、陳所奏方案,但提出試官難得的問題 。應對之道,則是十年之內,宜停鄉會試,使已仕未仕 ,皆究心於新學;此外 ,更提出三年鄉會試之制暫改爲六年、召回現有學政重新分派、廢優貢而定拔貢制度等建議。見《用夏齋芻議》卷一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2冊 。

                   

                  (39)關於戊戌變法不同之二源,參見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寒柳堂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148—150頁。

                   

                  (40)孫同康:《荀子校釋自序》,《用夏齋芻議》卷四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  ,第3冊 。

                   

                  (41)孫同康:《預防俄患私議》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1冊 ;《結俄拒日駁議》(丙申二月)  ,《用夏齋芻議》卷三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第3冊。

                   

                  (42)《孫同康致汪康年》一,《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427頁。

                   

                  (43)孫同康:《建翹材館議》(乙未十二月) ,《用夏齋芻議》卷二 ,《用夏齋芻議雜著》稿本 ,第2冊 。

                   

                  (44)這些文字改動 ,或可看出此後孫雄對張之洞由期待而失望的心理過程。與此同時,他對李鴻章態度變化更值得玩味,上張之洞書的改稿刪去了清君側等激烈言辭 ,也隱去了批評當今言時務者等針對李鴻章的內容 。而在此後的詩文中 ,孫雄反而要爲李鴻章主持公論:合肥相國處萬難之勢 ,膺至巨之任,致負天下重謗,然平心論之 ,中興諸將帥之以武功起家  ,而能辦理交涉 ,協和遠人,周旋危難之間,折衝樽俎之下如公者 ,殆罕其匹 。……或議公不先從開學堂培人才入手 ,不知中朝士夫方騰楚咻……公雖欲於三十年前開學堂培人才,其得請與否,不俟智者而決矣。”與其上張之洞書底稿的觀點正相反對。參見孫雄:《讀時蓬仙觀察(慶萊)挽李文忠公詩意有未愜作此三律以申公論(有引)》 ,《眉韻樓詩》(光緒甲辰[1904]京師刻本)卷二 ,第1a—3a葉 。

                   

                  (45)張之洞:《國朝箸述諸家姓名略》 ,《書目答問》四,苑書義、孫華峯、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9976頁。

                   

                  (46)前揭《上南皮張孝達制軍救時八議》。又據此信改稿最後補充的內容 ,孫雄之接洽張之洞,是出於李慈銘生前的建議,李氏且爲之作書介紹。這一記述,似有違於光緒初年翰林清流崛起以後李慈銘對張之洞一貫排斥的態度 ,謹錄其原文以待考證:附上李越縵侍御師一函 ,師已作古。去年(1894)七月  ,同康乞假出都,越縵師置酒餞行,值東事方起,言及湘淮軍暮氣已深,海軍亦虛有其表 ,恐不可用,輒爲太息泣下;又言今日督撫中有血性有經濟者 ,惟我公一人,特爲作函先容。

                   

                  (47)孫雄:《自題感逝詩稿七律四首》其三 ,附《鄭齋感逝詩自序》,前揭《鄭齋感逝詩》甲集,卷首。

                   

                  (48)《直隸總督袁奏留客籍學堂教員請援例免扣資奉片》 ,《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光緒戊申[1908]三月鉛印第二版) ,奏牘錄要,第1a葉 。

                   

                  (49)孫雄:《光緒丁未正月十六日北洋客籍學堂開學演說稿》 ,第47a葉  。

                   

                  (50)南方報:《紀北洋客籍學堂近事》,《四川學報》丁未第5冊,選報欄,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 。

                   

                  (51)孫雄:《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敘》,《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 ,卷首。

                   

                  (52)關於南菁書院分齋研習的制度  ,參見前揭趙統:《南菁書院志》,第188—193頁 。

                   

                  (53)《監督孫詳定學長班長詳細規則文並批》(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 ,第6葉  。

                   

                  (54)孫雄:《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敘》篇末又識 ,《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 ,卷首 。

                   

                  (55)孫雄:《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二科教授之法》 ,《鄭齋芻論》(光緒末石印本) ,第1—3葉。該文原載《北洋官報》,後轉載於《教育雜誌(直隸)(2年第1期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教授管理)、《廣益叢報》(4年第11期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十日)等刊。根據宣統三年(1911)閏六月孫雄在中央教育會的演說自述:本員十年以前 ,當學部未開,各省初興學的時候  ,已經澳门皇冠這個道理 ,做過一篇論說 ,題目叫做《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教授之法》 ,此文似應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前後 ;但從該文所舉《學務綱要》《東西洋倫理學史》等文件來看 ,即便此前已有初稿 ,最終成文至少已應在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1)以後。

                   

                  (56)張之洞、張百熙、榮慶:《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參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3306317320328頁 。關於晚清修身/倫理學科的建立,參見黃興濤、曾建立:《清末新式學堂的倫理教育與倫理教科書探論——兼論現代倫理學學科在中國的興起》  ,《清史澳门皇冠2008年第1期。

                   

                  (57)前揭《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二科教授之法》  ,以下徵引該文不再出注 。孫雄此處提到的東西洋倫理學史 ,實爲木村鷹太郎(1870-1931)所著《東洋西洋倫理學史》(東京博文館帝國百科全書之一 ,18984月初版) ,在清未有範迪吉、蔡元培等多千譯本 。

                   

                  (58)張之洞、張百熙、榮慶:《奏定學務綱要》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第498—499頁。

                   

                  (59)孫家鼐:《奏籌備大學堂大概情形折》(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廿二日) ,湯志鈞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補本,第241頁。

                   

                  (60)《勸學篇·守約》,前揭《張之洞全集》第12冊 ,第9725—9732頁。

                   

                  (61)黃興濤、曾建立指出:修身”“倫理二詞系清末從日本引進,二者均爲Ethics的對應譯語。光緒二十八年十月 ,張之洞上奏《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 ,建議小學設修身課 ,中學設倫理課,高等學校設道德學,奠定了清末修身倫理課程的名稱格局;此外 ,晚清人還有修身偏重私德 ,倫理偏重公德,修身偏重道德實踐 ,倫理較重實踐講授等印象。參見前揭《清末新式學堂的倫理教育與倫理教科書探論——兼論現代倫理學學科在中國的興起》 ,《清史澳门皇冠2008年第1期。

                   

                  (62)新會梁啓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幼學)》,參見《時務報》第1618冊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二十三年正月廿一日 。

                   

                  (63)孫雄:《論中小學堂修身讀經二科教授之法》,《鄭齋芻論》不分卷,第3a葉。

                   

                  (64)畢苑:《經學教育的淡出與近代知識體系的轉移:以修身和國語教科書爲中心的分析》,《人文雜誌》2007年第2期 。

                   

                  (65)孫雄:《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敘目》,《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光緒戊申[1908]五月鉛印本),卷首。

                   

                  (66)孫雄:《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 ,第九課墨家略說一、第十二課墨家略說四 ,第2025葉 。又參見《論中國當以黃帝周公孔子三聖爲國魂》 ,《教育雜誌(直隸)》第1年第21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

                   

                  (67)孫雄:《鄭齋感逝詩·項城袁大總統》其五:餘於光緒甲辰、乙巳間 ,蒙袁公奏調北洋辦理學務 ,歷充北洋客籍學堂漢文正教員及師範學堂經學教員 ;同書《宜興周道如女士砥》:女士系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第一班畢業生  。是堂由項城袁公創辦,奏派傅沅叔太史增湘爲監督,沅叔延餘講授歷史。……餘主北洋女子師範講席時 ,曾於課暇爲諸女士講《周南》《召南》各詩大義,節採《毛傳》《鄭箋》及朱子《集傳》之說 ,編成簡明講義二卷  。參見《鄭齋感逝詩》乙集卷一,第219a—20a葉。

                   

                  (68)孫雄:《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敘目》 ,前揭《師鄭堂中國文學講義》,卷首。

                   

                  (69)學部:《奏遴員派充分科大學監督折》(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學部官報》第84期 ,宣統元年三月初一日。

                   

                  (70)開辦分科大學之議,始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前後,該年十一月初九日《學務大臣奏請設分科大學折》本擬先辦政法、文學、格致、工科四科。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二十日  ,學部《奏請設分科大學折》,則又強調八科門目均屬緊要,缺一即不完備  。當年十月初四日 ,文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爲開辦分科大學致學部呈文》 ,確立先設四科十門的方針,文科大學先辦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二門。至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學部上奏《籌辦京師分科大學並現辦大概情形折》,復確定除醫學科緩辦之外 ,其餘七科同時開辦 ,文科大學先開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二門 ,但實際開設的仍是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二門。參見北京大學校史澳门皇冠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第197—202頁 。

                   

                  (71)孫雄:《詩史閣圖記》(1929)提到:宣統元年己酉,南皮張文襄公創辦京師分科大學 ,奏派餘爲文科大學監督。參見《舊京文存》卷二,第9a葉 。

                   

                  (72)孫雄:《張文襄公生日詩(戊午八月初三日爲張文襄公生日,獨游龍樹寺 ,登新構之抱冰堂瞻拜遺像感賦)》其三 ,《詩史閣壬癸詩存》卷六(民國十三年[1924]序刻本),第19a葉。

                   

                  (73)孫雄:《詩史閣圖記》,《舊京文存》卷二 ,第9a葉 。

                   

                  (74)孫雄:《讀經救國論》卷四 ,第2a葉 。

                   

                  (75)關於學部開設中央教育會的緣起和經過,關曉紅早有專題探討,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澳门皇冠》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436—468頁 。

                   

                  (76)關於此次中央教育會上的讀經爭論,廖梅根據《芻言報》所刊會場速記錄有初步討論  ,參見廖梅:《清末民初儒學傳授途徑的現代化及其中止》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

                   

                  (77)《中央教育會第十四次大會紀》,《申報》 ,宣統三年閏六月廿二日。

                   

                  (78)《時評·孫雄》  ,《申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廿四日。又據宣統三年閏六月廿二日《申報》所刊《中央教育會第十四次大會紀》,胡家祺等提出小學不設讀經講經一案 ,最終獲81票贊成、54票反對 。

                   

                  (79)孫雄:《中央教育會三次登臺發言紀實》,《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乙編卷首 ,《續修四庫全書》第1628冊影印宣統三年(1911)刻本 ,第540頁  。

                   

                  (80)孫雄:《中央教育會三次登臺發言紀實》 ,《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乙編影印本,第540頁下。

                   

                  (81)陸費逵:《論中央教育會》  ,《教育雜誌》(商務)3卷第8號 ,宣統三年八月初十日。

                   

                  (82)孫雄:《自題詩史乙集七律二首》其一 ,附《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乙編卷首 ,影印本第358頁下 。

                   

                  (83)史鼐:《鄭學齋文存甲集序》  ,《鄭學齋文存》甲集 ,卷首。

                   

                  (84)孫雄:《讀經救國論自序》 ,《讀經救國論》(丁卯[1927]仲夏修正再版鉛印本),卷首。

                   

                  (85)《溫故知新爲千古教育準繩》,《讀經救國論》卷四,第25b葉。

                   

                  (86)《孔門四科之教》 ,《讀經救國論》卷四,第2a—3a葉 。

                   

                  (87)孫雄:《興學難五古六首》其二,《舊京詩存》卷五(辛卯[1931]孟夏鉛印本),第18a葉  。

                   

                  (88)《孫師鄭致章士釗函》 ,附見《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第273—274頁 。

                   

                  (89)孫雄:《劉敬輿總長五十壽序》(1931),《舊京文存》卷八,第7a—8b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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