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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巍:錢穆在中國澳门皇冠書寫中所體現的學術精神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 更新時間:2016年04月05日

                                                                                  (作者按:此文爲本澳门皇冠室《民國時期的中國澳门皇冠書寫》專欄之命題作文 ,限於篇幅 ,刊發於《史學史澳门皇冠》2016年第1期的 ,僅爲原文之半  ,語焉不詳,今錄全文,以便於讀者理解。)

                                                                                   

                                                                                  摘要:與一般以明清或晚清爲澳门皇冠的上限不同,錢穆的中國澳门皇冠論述自宋代開端 ,表現出“全史”與“澳门皇冠”雙向交流而又互相滲透的鮮明色彩。在其澳门皇冠書寫中,不僅貫注了強烈的通史意識,而且也體現了以文化爲基準的民族意識、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力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以儒學爲宗的文化意識等多維度的學術精神。

                                                                                   

                                                                                  江蘇無錫錢穆(字賓四)先生(1895-1990),一代鴻儒,自學成才 ,兼涉四部 ,尤以國史名家;從教歷小學、中學而大學 ,1949年隻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有教無類;於風雨飄搖中堅守與闡揚中國文化 ,尊之者以爲朱子以後一人而已 。

                                                                                   

                                                                                  筆者讀錢先生書有年 ,沉醉其中,久而不知其香 。今澳门皇冠室同仁相約有“近世史學名家之中國澳门皇冠書寫”專欄,主事者命以錢穆一額屬我,倉皇無以應命 ,乃擬“錢穆在中國澳门皇冠書寫中所體現的學術精神”爲題,謹就教於讀者諸君尤其是愛讀錢夫子書者  。[①]

                                                                                   

                                                                                  一、歷史書寫與澳门皇冠

                                                                                   

                                                                                  歷史書寫,非調弄筆頭之謂也。歷史爲人事之歷程、積累與流變,歷史之重寫或改寫乃根源於歷史的變動。任何一個偉大的史家均不可能不重視歷史之書寫。絕非湊巧,錢穆對此有明皙的自覺:“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材料 ,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智識 ,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中國舊史  ,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在新的時代需要下促成“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 ,乃史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②]可以說象《國史大綱》那樣的著作就是在此種自覺的書寫意識指導下之產物。通史是如此,澳门皇冠何莫而非然 。他曾告誡學生說:

                                                                                   

                                                                                  近代人抱着一種歷史新觀點,認爲中國歷史都只講朝代 ,漢、唐、宋、明,只把帝王爲重。這樣的批評,其實並不盡然。換了一個朝代 ,就表示歷史起了一個大變動 ,我們自應來寫一部歷史 ,把前面那一段記下。從班固《漢書》以後,一路到清末 ,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後的中國,則不像從前了 ,不再會有一個一個的王朝興亡。此下歷史該經多少時期來整理一次呢?這就成了問題 。隨時寫是不行的,過了多少時才該寫,此需有一個客觀自然的標準。今天以後的歷史,只就我此一問題,就很困難。……將來究該怎樣來不斷寫通史,並不曉得。但諸位讀歷史 ,第一應知 ,讀史都該注重澳门皇冠 。第二應知,學歷史的定要能寫歷史。至於如何樣去寫?諸位都該先在心中構成一問題 ,該不斷討論思索。[③]

                                                                                   

                                                                                  錢穆對澳门皇冠及其歷史書寫之重視,可以說是情見乎辭。不過 ,錢氏畢竟是以通史而不是以澳门皇冠名家,[④]而且昔時昔人之“澳门皇冠”觀念及斷限與時下時人所認知者已大不可同日而語  ,則勢不能強人就我 ,削足適履 ,由我們來佈置“澳门皇冠”命題 ,讓前輩來回答 。那種“關公戰秦瓊”的時代錯置  ,乃是時賢討論晚清民國此類問題中產生的不易避免的毛病。

                                                                                   

                                                                                  然而 ,無論作者對“澳门皇冠”抱怎樣的觀念 ,“澳门皇冠”爲“通史”所不可或缺之一段,瞭解一下顧頡剛先生所謂“創見最多”的通史大家之澳门皇冠書寫 ,當別有意義 。

                                                                                   

                                                                                  所以 ,討論錢穆的澳门皇冠書寫,首先要關注的是——通史意識貫注下之澳门皇冠 。  

                                                                                   

                                                                                  錢穆雖以《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等考證性著作初建學術聲望,這些也就是他被當時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爲代表的主流派所能接受的理由與限度,但其國史系統之成立必以《國史大綱》的出版爲基準。知人論世 ,其國史系統孕育期之學術界的狀況是:“凡主張開新風氣者 ,於文學則偏重元明以下 ,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文史兩途已相懸絕。……而對史學 ,則先秦以下 ,不能存而不論 ,但亦急切難有新成就 。”其中如傅斯年“彼似主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傅的學生專治明史 ,而傅氏竟不許上窺元代、下涉清世 ,因而頗有怨言,錢穆自不以爲然;又其時顧頡剛在燕大辦《禹貢》、陶希聖在北大辦《食貨》,學生請錢穆辦《通典》以鼎足而三 ,錢穆則誨訓以“餘愛《通典》制度 ,亦愛《食貨》經濟,又愛《禹貢》地理沿革 。諸生當擴開興趣 ,博學多通,乃能於史識漸有進。”不以專門爲貴而意主通方;其通史精神之最爲旺盛的流露尤其表現在 ,他嚴厲批評北大歷史系分人分段合湊通史教授爲“實大不通”,乃至不肯與陳寅恪兩人分任前後兩部 ,而力主“一條線通貫而下”的獨任“全史”之主張。[⑤]由此可見 ,無論是對時代先後承接變遷之推源窮流、歷史事項之全面把握、歷史編纂精神之一以貫之上,錢穆均有博通的預備與深切的考慮 ,而其成果表現主要爲《國史大綱》 ,所以我們當了解  ,其中國澳门皇冠書寫,不僅是他極爲重視的努力方向,而且還是通史意識貫注下的“全史”段落 。

                                                                                   

                                                                                  二、錢穆的中國近代論述及其與“全史”之關係

                                                                                   

                                                                                  那麼,作爲貫通古今的“全史”一節 ,錢穆的中國澳门皇冠論述書寫 ,有什麼與衆不同之處呢 ?要了解這一點,首先要知道當時流行的中國澳门皇冠概念。對此 ,前引顧頡剛的書作過清皙的交代:

                                                                                   

                                                                                  所謂澳门皇冠 ,現在史家對於它的含義與所包括的時代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爲新航路發見以來 ,世界的交通爲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係  ,較之中古時代 ,顯然有不同的地方,是爲中古史與近世史的分界 ;這時期歷史孕育出未來的局勢,每以民族的思想爲其演變的原動力 ;故近世史的範圍,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來的歷史 ,無論中國與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鄭鶴聲先生的《中國近世史》爲代表。第二種則認爲在新航路發現的時候,歐洲僅產生了商業革命,明季以來,中國雖與西方接觸,但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其後歐洲產生了工業革命 ,中國與西方發生新的關係,以中國言方系澳门皇冠的開始:此派可以蔣廷黻先生的《中國澳门皇冠》爲代表。[⑥]

                                                                                   

                                                                                  要而言之 ,兩種看法 ,將澳门皇冠的範圍,一則斷自“新航路發見以來” ;一則斷自“歐洲工業革命”,均反映了國人對西洋史觀的接納與因應  。而較爲定型的觀念,則爲斷自明清 。有學者指出,當時一般的或正統的澳门皇冠概念 ,其上限起於明清  ,而不是現在通行的晚清。如歷史語言澳门皇冠所遷往北平後,其下設的第一組即歷史組的澳门皇冠標準爲:“一、以商周遺物,甲骨、金石、陶瓦等 ,爲澳门皇冠上古史的對象;二、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亞近年出現的材料爲澳门皇冠中古史的對象;三、以內閣大庫檔案(多爲明清史料——引者按)爲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的對象。”[⑦]由此大體可見以澳门皇冠對象爲分類標準的歷史分期時段斷限,其中的“上古史”、“中古史”、“澳门皇冠”三段論,深刻反映了近世“西學東漸”(包括了日本“東學”的轉述)以來的流行知識 ,如錢穆所通俗地講解的:“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 。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 ,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 ,澳门皇冠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不過,他沒有排斥西洋分期法 ,而是借之作爲參考:“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 ,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 ,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比照”的意義 ,在於揭示特點而非一味趨同 ,所以他強調:“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 。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 ,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權衡之下,他將秦至五代斷爲“中國的中古史” 。與當時一般將上限斷自明清的澳门皇冠觀頗有不同 ,他認爲“中國的澳门皇冠”自宋代掀開:

                                                                                   

                                                                                  宋以下的歷史 ,和我們時代相接近 ,讀來較易瞭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 ,中國的“澳门皇冠”,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 。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 ,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⑧]  

                                                                                   

                                                                                  錢穆的《國史大綱》諸版均作上下兩冊安排  ,下冊敘自宋代以降 ,如此看來 ,下冊爲其一整部中國澳门皇冠代表作。這是讀者不可不注意的 。錢氏有時隨俗以明清或晚清爲“近代”內涵 ,晚年講課演說中尤多有之,我們不煩舉例說明,但不足以爲典要 。[⑨] 他的史學一大特見,實以唐宋之變爲中國中古史向澳门皇冠邁進的轉捩點,或者說,宋代是中國澳门皇冠的開端。

                                                                                   

                                                                                  “現代史上的中國 ,卻比西方落後 ,其原因又何在呢?”這個問題,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 ,[⑩]無疑是晚近以來國人盤旋於胸頭的普遍性焦慮與困惑,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人所患的一大心病 。如何理解和解釋近代中國積弱積病的根源而又合理定位此種病症的性質、程度與趨向 ,以推動國人的自覺自責自奮而非自戕,此乃史家莊嚴之責任 。所以從歷史本相上說 ,澳门皇冠爲通史所決定,而從歷史書寫上看,亦不能不承認 ,象《國史大綱》那樣問題意識鮮明之通史撰著,實爲澳门皇冠所孕育 。

                                                                                   

                                                                                  在錢穆看來這並非單純澳门皇冠之澳门皇冠可以爲功,而必求之於全史乃可解 。所以《國史大綱·引論》就提出了“生原”與“病原”嚴加別白之說:“‘生原’者 ,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 。故求一民族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而審其變。”[11]如此則大體可說,中國古代史重在撅發“生力”中國澳门皇冠務爲檢討“病原” 。

                                                                                   

                                                                                  而西力東漸以來中國所呈現的種種病弱之相,早已發源於唐宋之變以及宋代以降 。“要而言之  ,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挽近世一大變也。”由此帶來“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有三:(1)“社會”與“政府”之分隔與脫節 ,“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 。(2)“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  ,社會沒有生氣 。(3)“科舉”雖有溝通政府與民間的作用,但誘導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 ,社會益趨於沒有力量 。

                                                                                   

                                                                                  “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爲病 ,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 ,而招致蒙古之入主 ,一切政制 ,爲急劇之退轉 ,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 。”歷經明清“六百年之久”“獨夫專制之黑暗” ,民族元氣倍遭戕殘,加上滿清以“狹義的部族政治”之壓迫,“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熸 。”“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 ,遂全部暴露。”錢穆沉痛地指出:

                                                                                   

                                                                                  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 ,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 。縱使嘉、道以往 ,長得閉關自守 ,海道之局不開 ,滿洲之治權 ,仍必顛覆 ,中國仍必大亂 。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 ,以互期於一逞 ,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12]

                                                                                   

                                                                                  從以上的概述可知,着力於從“自身之內部”出發的觀察與強調由外及內的類似“衝擊與反應”的模式有很大的區別,倚重倚輕之間,對中國澳门皇冠的認知 ,錢穆與時流之間就這樣判分開來 。

                                                                                   

                                                                                  他曾從許多方面加以闡發:“若論社會經濟史,似不如以五代爲劃時代之界線。五代以前,可稱爲‘門第社會’ 。所謂門第社會者,與封建貴族社會有別 。宋以後則爲‘平民社會’  ,此又與門第社會有別 。再論其經濟 ,宋以前中國經濟偏在北部黃河流域 ,大體爲大農制度。宋以後則偏於南方長江流域,大體爲小農制度。五代前後,中國史上社會經濟形態之劇變 ,似較秦前後爲更甚。”[13]此等歷史大變的揭示,雖非專就澳门皇冠的界劃爲說,但是參以其他論述(詳下) ,實爲其澳门皇冠論述的重要內容 。

                                                                                   

                                                                                  “社會”角度尤爲錢穆觀察問題的着力點 。他曾總結自己澳门皇冠中國史的特色 ,在於“將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  ,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態”,據之將中國社會分爲(1)遊士時期(2)郎吏時期(3)九品中正時期(4)科舉時期(5)進士時期 。論及古、近之變,他說:“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 ,幾乎全部消失 。此下便成爲近代中國的社會 ,即‘白衣舉子’之社會。”又說:“科舉進士,唐代已有 。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 ,則自宋代始。我們雖可一併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爲‘科舉社會’  ,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爲‘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爲貼切 。”錢穆還指出:“此種移轉 ,本極重要,但因其只是漸變,非突變 ,故不易爲人覺察 。”[14]蓋亦爲《國史大綱》所謂“今於國史  ,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 ,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15]之一好例。

                                                                                   

                                                                                  從“文化”角度加以歷史分期,也是如此:“我們若把中國文化演進 ,勉強替他劃分時期 ,則先秦以上可說是第一期 ,秦漢、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 ,是第三期。……宋、元、明、清四代約略一千年,這可說是中國的澳门皇冠 ,比較上又自成一個段落。若把國力強旺的一點來論,這一期較之漢、唐時代稍見遜色。”

                                                                                   

                                                                                  錢穆分析“這一千年來的近代中國”“國力”趨弱的“幾層理由”:(1)中國民族本來是一個趨向和平的民族,……一到中唐以下 ,中國社會完全走上他文化理想的境界了,封建貴族徹底消失  ,工商資本勢力亦不能擡頭,社會整個的在平鋪狀態下,和協而均衡 ,內部再沒有小組織特殊勢力之存在,再沒有一個個小的戰鬥集團之存在,因而整個社會之組織力與戰鬥性亦隨之降落 。(2)與西方國家是向外征服的不同,中國國家是向心凝結的 。其整個文化趨向亦復如是 。……宋以下的中國人 ,大體上憧憬於這種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的人生之享受與體會  ,常誤認中國早已是一個 “天下”,早已是一個“世界”,卻不免忽略了對於國外的情勢,忽略了對於非理想的人生之奮鬥與擺脫。(3)在自然形勢上 ,中國近代社會不斷的向長江流域以及東南沿海一帶發展 ,北方高原大陸,逐漸被忽略,被遺棄,遠不如漢唐時代之健旺與活潑了 ;而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明、清四代 ,依舊遵照漢、唐舊規模。惟因最先激於唐代末年之軍閥割據,而開始厲行中央集權 。又因元、清兩代均以部族政權的私意識來霸持 ,因此在中央集權之上還加上一種 “君權日漲、相權日消” 的傾向,這兩層都是近千年來的中國政治所不如漢唐的。

                                                                                   

                                                                                  另一方面,錢穆也揭示了宋以降中國近代文化的三大成果:(1)“宗教思想之再澄清”(2)“民族之再融合”(3)“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原文俱在 ,筆者不復詳述 。[16]

                                                                                   

                                                                                  當然 ,誠如讀者所看到的 ,我還是花了很多筆墨(也只是擇要,而且側重於至宋至清 ,爲其他諸家一般鮮在澳门皇冠範圍論及的)來傳述錢穆先生的中國澳门皇冠論述 。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他的有關史見不被他的通史系統所埋沒 ,也希望借這個特殊的機緣有助於讀者瞭解他的澳门皇冠書寫在他的通史系統的位置,尤其是“最近期的中國”澳门皇冠對其整個國史編撰的決定性意義 。歷史學有一個最基本的性格,即它的回溯性。歷史的進程雖然是由古及今的 ,但史學澳门皇冠與編撰的緣起實建基於近現代 。從經濟、社會、文化、政制、地勢等等方面解釋與理解“最近期的中國”遭遇困境的來龍去脈,構成錢穆的中國澳门皇冠論述的一個基本向度 ;而相反相成的是,將“當前問題”“暫放一邊”的“通史”精神則又將近代追溯自距離今日遙遠的宋代。[17]他的史學表現出“全史”與“澳门皇冠”雙向交流而又互爲支配的鮮明色彩,彰顯了史學精神的高度自覺。一個最好的例子是,“最近期的中國”澳门皇冠爲中國人的大痛史、屈辱史,有關列強侵犯欺凌中國的內容,《國史大綱》只在“外患之紛乘”一節作了僅400字左右的扼要敘述,[18]這與近因、遠源長篇巨幅的剖析討論形成了鮮明之對照 。不時能聽到對錢氏史學所謂過於濃於情感的批評,這些地方讓人看到的則是其充沛的理性精神。

                                                                                   

                                                                                  三、錢穆的澳门皇冠書寫所見之學術精神

                                                                                   

                                                                                  下面再依粗淺的閱讀感受簡要談三點印象,從中或有助於增進對錢先生學術精神的理解  。

                                                                                   

                                                                                  何謂“學術精神”?筆者讀錢先生書,不免會費心琢磨他一再強調的寫通史要“一條線通貫而下”的“一條線”指的是什麼 ?《國史大綱》借鑑了“近代革新派”的看法,以“社會經濟”、 “政治制度”、 “學術思想”爲三項基本“歷史事態”,[19]他又常常有“學術指導政治 ,政治轉移社會。”[20]一類的歷史表述與講演提示。[21]我覺得,“學術指導政治 ,政治轉移社會 。”這句話,頗能揭示他所理解的三項基本“歷史事態”之間的相互關聯 ,尤能概括他對歷史動力與主體的看法,頗可指示他那“一條線”的內在邏輯,極反映他的史觀 。因此,我所謂“學術精神”,就旨在彰顯如影隨形地“指導”他作出歷史判斷、進行歷史書寫的學術理念、價值觀與人文意識 。

                                                                                   

                                                                                  (一)以文化爲基準的民族意識

                                                                                   

                                                                                  首先 ,最值得指出的一點  ,是他在中國澳门皇冠論述中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而這種民族意識又是以文化爲基準的 ,可以叫做“以文化爲基準的民族意識” 。

                                                                                   

                                                                                  我們不妨從其歷史書寫或歷史表述的關鍵詞入手。如果要精選錢氏史學的核心觀念或關鍵詞 ,而且只限於一兩個之數的話 ,我會毫不猶豫地舉出他的一本書的書名——“《民族與文化》”。

                                                                                   

                                                                                  《國史大綱》有云:

                                                                                   

                                                                                  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 。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 ,爲其民族生命之泉源 。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爲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 。

                                                                                   

                                                                                  “變”之所在 ,即歷史精神之所在 ,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22]

                                                                                   

                                                                                  《民族與文化》有云:

                                                                                   

                                                                                  文化只是人類集體生活之總稱,文化必有一主體 ,此主體即民族 。[23]

                                                                                   

                                                                                  不煩再有所徵引,也無需乎更多的解釋 。這幾句話,足以說明“民族”“文化”這兩個概念及其組合名詞“民族文化”之內涵、相互關係及其在錢氏史學中的位置與意義 。與一般對歷史表述漠不敏感的人完全不同,他很清楚: “‘民族’一語 ,乃是近代譯自西方。”、“今人用‘文化’二字 ,亦由西方語轉譯而來 。”[24]同樣鮮明的是,錢氏講“民族文化”充滿了中國的人文精神。

                                                                                   

                                                                                  這可以從錢穆對中國澳门皇冠上的非漢族政權之史見來看。讀者不難發現,《國史大綱》對每一章節的標題命辭最爲盡心  ,這的確反映了其歷史書寫意識之自覺 。在錢的中國澳门皇冠框架內,有兩個全面主宰中原的異族政權 。“蒙古之入主”,是“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  ,他用“暴風雨之來臨”這一作爲整個元代之部的總章題概括了它對中國史的意義。[25]“滿洲入主,爲中國澳门皇冠上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 。”[26]所謂“再建”,顯然是繼蒙元之後的第二次。“狹義的部族政權”作爲整個清代之部貫穿四章的關鍵詞 ,[27]彰顯了他對該政權性質的總判斷和史家究責的主要意義所在。不經意間閱讀錢敘元清史 ,會直接感受到強烈的批評精神  ,甚至會疑惑其族類意識是否太強烈了 。稍有歷史感的讀者,或會歸咎於錢氏拘泥於晚清種族革命的成見過甚。經過“五族共和”意識的洗禮、又受到民族政策教育後的讀者,難免不作此想  。更爲細心的讀者,會往時代背景方面去推論,處於烽火連天的抗戰時代,古典即是今事,日本人當年不是魂牽夢繞於蒙元滿清的所作所爲而亟亟期以自代嗎 ?我們讀他詳敘明末漢奸引清人入關的史實 ,好像就是針對着當時在中華大地的日本人走狗而發的 。我認爲上述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於《國史大綱》中,但僅此絕不足以充分了解錢先生的史識,這就需要深入體會其批評的着眼點所在了 。在此不作詳細討論,只能略舉數事以爲說明。錢穆強烈批評蒙元“政治上之顯分階級,一切地位不平等。”(依種類分四等: 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和社會等級森嚴:“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外 ,做僧侶信教最高 ,其次是商人  ,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獵戶與農民。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佔重要位置的士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28]不過,與其說他在嚴厲控訴種族壓迫的殘酷 ,不如說是重在揭示中國史在社會政治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倒退。徒“恃其武力之優越”“而並不重視其文治”,使漢唐時代之政治文明在暴力衝擊下只成爲此下中國人的魂夢 ,而社會階級等級之嚴判,也只成爲唐宋以降社會日趨平民化平等化大趨勢下的逆流  。只要再將之上比錢氏對北魏孝文帝虛心接納中國文化銳意改革的禮讚,就更可知作如此評判的苦心了 。錢穆在各種書文中反覆徵引“《史記》以匈奴爲夏後 ,氐、羌爲姜姓”一節 ,強調中國曆來以“文化方式”判分爲嚴“而最先民族血統之爲同爲異 ,轉非所重也”。[29]這當然反映了他個人民族文化觀的淵源 。他又批評蒙元“創爲行中書省,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說:“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鎮壓地方之上 ,實爲一種變相之封建。而漢、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體上爲明、清所承襲 ,於地方政事之推進,有莫大損害 。自此遂只有中央臨制地方 ,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國政之意義遂失 。)”[30]所謂“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國政之意義”乃是他對日後稱爲“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31]之“民主精神”的一種表述。這是他力反時流以“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32]之見的一個重要環節。蒙元所爲,不啻爲中國政制演進史上的大倒退。尤有進者,他認爲不僅“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 ,亦有繫於地方分省制度之不當者。”[33] 清末督撫的離心傾向也與之有不解之緣,甚至“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之遠因  ,也還要“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箇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衆民 ,乃專爲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 。明人不能徹底盪滌 ,(明太祖廢行中書省 ,而以布政使爲各地行政長官,較元制遠爲合理。惟惜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而其後復有巡撫、總督凌駕於布政使之上。) 清代則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撫尚非常設之官 ,而清則各行省必設督、撫 ,而大體又必使滿族任之 。)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 。(明、清總督、巡撫皆帶‘都御史’街,以此。名義上雖以布政使爲行省長官,而實際則權在督、撫 。)同時此等長官 ,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其名官曰“總督”、“巡撫” 。)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 ,而增加地方與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爲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34]此等處頗可見錢穆以“狹義的部族政權”設辭之確切意味、他以“私意”來批評蒙元滿清政權中所包蘊的巨大歷史感。千里伏線 ,一旦昭明。此類對晚近中國積弱積亂“不振”之追源窮流,恐怕確不是截近短視的澳门皇冠觀所能爲力的 。可資比較的是,錢穆對明太祖削割廢棄相權以“一人的私意”專行“絕對君主獨裁”之更爲嚴厲的撻伐,[35]固然也發揮了明末大儒黃宗羲以降的政見,而對秦始皇、李斯,他則力反歷來諸如“孤秦陋宋”之類的俗見 ,而積極肯定他們在建設“文治政府”方面的歷史功績。[36]又可見論史有大公 ,大公不避嫌,而狹隘的族類偏見,皆在摒棄之列也。

                                                                                   

                                                                                  (二)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力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

                                                                                   

                                                                                  錢穆中國澳门皇冠論述的第二個鮮明特色 ,是他堅持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力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

                                                                                   

                                                                                  在“最近期的中國”近代,“革命”與“西化”是時代的主旋律  ,錢氏根據其對中國歷史文化帶有明確“溫情”與“敬意”態度的內在理解,面對這一股強大的時代風潮,盡了一個獨立的批評者的責任。當然 ,他的史觀也不能說就是反革命的(尤其在政治革命方面是如此) ,環宇而觀:“即以王室而論 ,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 。”如果清庭順勢而爲,中國亦可另有出路,無奈“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所以革命(準確地說——民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37]從這個角度,他敏銳觀察到戊戌變法的“革命”意味,及由此而至辛亥革命的歷史延續性:“事勢推蕩,遂使康有爲以一局外之人,而來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敗  。然就晚清全部歷史進程而論,康氏此舉 ,不啻即爲一種在野對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變乃成爲辛亥革命之前驅 。前後相隔 ,亦不過十三年之時間而已 。……在上者圖變愈遲  ,在下者求變愈速 。要求立憲之後一幕,自應爲革命爆發也。”[38]

                                                                                   

                                                                                  但民國以來的亂象(軍閥割據、帝制復辟、政黨紛爭等等),只激起 “文化革命”、“社會革命”等等之“呼號與活動” ,均爲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逐步成長”——“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  。”之必然結局。(康有爲主張“速變、全變”的口號,可算標語。)[39]甚至“辛亥革命”,在錢穆看來也只不過是一場“假革命”而已。他的理由是:“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 ,闢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 ,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 ,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 ,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 。”所謂“一切推翻故常”,指“而爲推翻王室之故 ,不免將舊傳政制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爲中國自秦以來  ,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制習慣多是要不得 。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制之爲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 。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制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 ,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 ,政局烏得不亂 ?”[40]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西人所獨擅中國所欠缺的“民主”與“科學”爲目標 ,但在錢穆看來 ,漢唐文治已臻“民主”之境  ,由此所孕育發展出的“考試與銓選” ,尤爲舉世公認之善制,惜乎國人不自護惜 ,自戕國本 ,以滋紛亂 ,所謂“惟求一變故常以爲快者”[41],此自晚清已然矣 。從“政治理論”說:“中國政制,本求政府領導民衆,不能遽覬民衆操縱政府。清政府以不能盡領導民衆之使命而推翻 ,而民國以來之政治理論  ,忽變爲民衆指導政府 ,於是政府躲卸其責任 ,民意亦無法表現,而變成兩頭落空。”[42]根據“政府領導民衆”的傳統觀念 ,他不認可“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衆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43]他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批評 ,其一部分意義也可從此等邏輯中去理解。不僅如此,他在回覆重慶審查方面批示《國史大綱》需改“洪楊之亂”爲“太平天國”的質疑時說:“至於洪楊起事 ,尊耶穌爲天兄,洪秀全自居爲天弟,創建政府稱爲太平天國 ;又所至焚燬孔子廟 ;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44]所謂“焚燬孔子廟”,早已是“打孔家店”的先聲了!這是一個關於中國澳门皇冠書寫的典型事件  ,我不知道審查方面爲什麼只抓住“洪楊之亂”一詞不放而輕輕放過了書中關於辛亥革命爲“假革命”的論述,在政治不正確的程度上,後者似不讓於前者 ,我想說的是,以保守中國文化爲基準 ,乃錢穆先生最深沉最敏感的關切  ,是其史論之最核心精神 。在“科學”方面 ,他也不承認人文學方面的全面落後,而認爲“中國社會之所以趕不上近世文化之階段者 ,其惟一機括,只在科學機械方面之落後 。”[45]並強調穩定的社會政治條件對科學輸入之重要意義。行文至此,我想提醒讀者注意到 ,他在中國澳门皇冠書寫中體現的開放而自主的中外觀 。衆所周知,對於我們認知中的中國澳门皇冠來說,除了古今之變、滿漢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中外之辨(兼及:新舊之爭)了。一般來說,錢穆先生會予人以“保守”的印象 ,其實從保守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精神來說 ,他確是保守的,如上文所述。但絕不可理解爲深閉固拒、排斥外來文化之類 。事實上,他不僅擁有開放的文化心態,而且此種胸襟正本於中國自身的歷史。以“晚清興學”爲例,他認爲“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 。在接收外來文化上 ,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46]如此高標格的批評,明顯是建立在宏闊的歷史比較基礎之上的,未嘗不是國史之偉大開放精神通過史家筆墨的自然流露 。錢穆強烈反對自以爲“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之“淺薄狂妄的進化觀”、也強烈反對“一切諉卸於古人。”之“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論 ,[47] 均可以從這種地方來看 ,他是要人放開心胸而不是“只橫切一點論之” ,不過他更強調不可放棄別擇的能力與自主的意識罷了。

                                                                                   

                                                                                  (三)以儒學爲宗的文化意識

                                                                                   

                                                                                  在錢穆看來,來作這別擇工夫來擔當自主責任的,中國古代賦與士 ,近代當屬之知識分子。所以,第三,我們尤當注意於錢穆在澳门皇冠書寫中體現出來的以儒學爲宗之文化意識。

                                                                                   

                                                                                  讓我就從他對全盤西化的質疑說起。錢穆曾非常精到地批評新文化運動所代表之淺薄的西化:“民主是政治上的事 ,可是人生還有比政治更重要更高的,不能全由民主方式來解決。單有科學和民主,拼不成一個社會,生不出一套文化來。社會是該由‘人’作中心的 ,單就科學與民主也拼不成一個人 。……不能專有科學與民主 ,而把人丟開了 。西方宗教正是教人怎樣做人的 ,我們要學西方,更不能把他們的宗教劃掉。西方到今天也仍不能把他們的宗教劃掉 ,而當時我們高呼西化的前輩先生們卻要反宗教 。既要反宗教,而僅僅接受他們的科學和民主 ,那樣的西化 ,未免太淺薄了 。”[48]這是用人本主義整全的社會人生觀來反對片面功利的西化論,錢先生的論證邏輯是有力的  ,全盤西化行不通,人類社會卻有共通性,同樣也有鮮明的民族個性  。在中國文化系統中  ,與西方宗教有類似的社會功能而又別具特色甚至優長的東西是什麼呢 ?錢穆毫不含糊地回答說 ,首要者爲儒學 。[49]他對儒學之社會作用有扼要的概括:“儒家思想之表現  ,往上是政治,往下就是教育 。”[50]他對“儒家精神”之歷史功效也有中肯的評價:“中國讀書人在鄉村做土豪劣紳,跑到政府做貪官污吏,在歷史上亦不可勝數 。可是一部中國歷史是由儒家精神、士的精神維持下來 ,這是無可否認的 。”[51]就整部中國澳门皇冠來說 ,他最服膺和着力闡揚的是宋明理學——“新儒學”的精神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清學史之漢宋之辨上所持高揚“宋學”深抑“漢學”的書寫立場且不論 ,《國史大綱》進一步暴露滿清“狹義的部族政權”在文化政策上之“私意”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北宋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有“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的作爲,理學大儒小程子又有“天下治亂系宰相”的宏論 ,在錢穆看來均表示着宋代士氣的暢旺,前者既爲乾隆所不允許,後者乾隆亦嚴詞批駁之 ,而“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 ,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 ,而爲奉迎 。”所以 ,錢穆揭露道:“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的程朱招牌 ,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 ,來與聞他們的政權。”[52]在這一基本判斷之下 ,“完全與現實脫離”的所謂“乾嘉學術” ,不啻代表了士的精神趨向之逆流或頓拙。錢穆決不追隨清儒中自戴震以降而風行的關於宋明學術之“內佛外儒”、“內道外儒”類的指控,亦與時流動輒牽引西洋哲學流派比附宋明儒家迥乎不牟,而是將之溯源於范仲淹、胡瑗等“轉而關心世運,治儒術古經典(與唐代士人山林寺廟讀書之風大不同)”的學風,[53]而大大發揮其“秀才教”的精神、“嚴正的淑世主義”等等 ,尤其着眼於“上面來監督政府,下面來援助民衆”的社會主持功能 。所以對他們的“社會自由講學”運動、對他們所“主持”種種“社會事業”(諸如義莊、社倉、保甲、書院、鄉約等等)反覆三致意焉 。[54]用《文化史導論》中的話來概括就是:“中國新儒家 ,以書院自由講學爲根據,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會 ,一面主張清議上干政治 ,……而那時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貢獻 ,則爲對於‘地方自治’之努力 。”[55]如果再上比《國史大綱》對魏晉南北朝“《莊》《老》清談”不負責任的“務於自娛”[56]之指責  ,下比《國史大綱》以清中葉以下佛學潮流爲“思想界之空虛彷徨與不安寧”的批評 ,[57]則錢穆的學術宗主可以說不言而喻了。他用“士大夫的自覺”[58]這樣莊嚴的辭句來書寫宋學之勃興,絕不是偶然的。在此,我想再引一下《國史大綱》初行若干版所無而爲後來增補的話:

                                                                                   

                                                                                  宋、明理學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團,上面影響政治,下面注意農村社會 ,而成爲自宋以下一千年來中國歷史一種安定與指導之力量。晚清以來,西化東漸,自然科學之發展 ,新的工商業與新的都市突飛猛進 ,亟待有再度興起的新的士階層之領導與主持 ,此則爲開出此下中國新歷史的主要契機所在。[59]

                                                                                   

                                                                                  對於“宋、明理學精神”,錢先生本人無疑有深切的理解與熱烈的呼應,他是非常自覺地承當這一“精神”的,所以在“最近期中國”澳门皇冠書寫中常常流露出刻骨的“士”的自責,而其國史之通體書寫則明徹地展現着“士”的自覺。我認爲,在錢穆的國史系統中,牽引着那“一條線通貫而下”的線之線頭的主角 ,正是——“士”。然而,這絕不僅僅只是書寫的問題了 ,《國史大綱》論及“晚清興學”成績不理想的原因說:

                                                                                   

                                                                                  學校生命 ,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真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 ;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 ,(嚴格言之 ,當時已無所謂學術界 。)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 ,不能收宏深之效 。[60]

                                                                                   

                                                                                  我不知道錢先生於離亂之際赴香港辦學時,胸中是否裝着這幾句話 ,但是我相信:新亞書院的創辦,實在是這一“根本精神”久久累積鼓盪於胸中不吐不快地應時噴發出來的。錢先生的學術與教育事業本身是中國澳门皇冠的一部分 ,他用他的生命書寫的歷史,是值得我們反覆詠味的 。

                                                                                   

                                                                                  註釋:

                                                                                   

                                                                                  [①] 今日錢書所擁有的讀者羣,大非往昔可比 。猶憶20年前筆者方便使用的  ,只有業師錢遜先生所贈數種而已 。今則其全集、散著不僅有衆多版本  ,紙質、電子版等式樣各異且不論,其中象《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主要著作,有心人自制之各類個性化電子文本亦層出不窮。錢先生生前著述本不求爲當世知而有待於來者,由此觀之,真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

                                                                                   

                                                                                  [②] 錢穆:《國史大綱》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4年版 ,《引論》第7-8頁 。

                                                                                   

                                                                                  [③]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12頁 。

                                                                                   

                                                                                  [④] 此點觀乎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即可知。顧氏於是書下編“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第一章“史籍的撰述與史料的整理”第一節“澳门皇冠的撰述與史料的整理”,以鄭鶴聲《中國近世史》、蔣廷黻《中國澳门皇冠》等名家名作爲代表;第二節“通史的撰述”,則舉“其中較近理想的”呂思勉、鄧之誠、陳恭祿、繆鳳林、張蔭麟、周谷城、錢穆諸家書,以爲“錢先生的書(《國史大綱》——引者按)最後出而創見最多 。” 參見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8頁。

                                                                                   

                                                                                  [⑤]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第160-163頁 。“全史”一辭,語出《國史大綱》 ,如:“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見《引論》第11-12頁  。

                                                                                   

                                                                                  [⑥]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75頁。

                                                                                   

                                                                                  [⑦] 引文出於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 ,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84頁。參見桑兵:《陳寅恪與中國澳门皇冠澳门皇冠》 ,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澳门皇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162-163頁 。

                                                                                   

                                                                                  [⑧] 錢穆:《中國歷史澳门皇冠法》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 ,第4-5頁 。

                                                                                   

                                                                                  [⑨] 最顯著者 ,如《民族與文化》一書所收講義 ,以“一、秦以前之中國”、“二、漢唐時代之中國”、“三、宋以下之中國”、“四、近代中國及其前瞻”爲序,縱論“中國歷史演進大勢”。其中所謂“近代中國”,指“道、鹹以下”“正值西力東漸”的中國,爲順俗開講,實應視爲其獨特之中國澳门皇冠架構中(包括了“宋以下之中國”並緊接其後)之“最近期的中國” 。參見錢穆:《民族與文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第27-35頁。“最近期的中國” ,語出《國史大綱》  ,第580頁:“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 ,相繼失敗了 ,他們做人爲學的精神與意氣 ,則依然爲後人所師法 ,直到最近期的中國。”下文錢穆提到的“現代史上的中國”  ,亦當視爲“最近期的中國”。又,《民族與文化》所謂“近代中國”與我們今日通行的“近代”觀念很接近 ,可稱廣義的“近代”,則錢先生那自宋以降的“近代”爲專義的“近代”,以本文的立場 ,自以後者爲主 ,但也兼用前者 ,其間的語義區別 ,讀者觀乎上下文自可知之 。

                                                                                   

                                                                                  [⑩] 錢穆:《中國歷史澳门皇冠法》 ,第5頁。

                                                                                   

                                                                                  [11]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第25-28頁 。

                                                                                   

                                                                                  [12]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第27-28頁 。

                                                                                   

                                                                                  [13]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第299頁。筆者對這條材料的引用,參考了〔臺〕戴景賢:《論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態及其在中國史上之位置》一文  ,文中指出 :“錢師賓四主張中國歷史自有進程 ,因此彼以兩宋爲中國近代之始,不具有‘世界史’之模擬意義  。” 。參見《長江學術》2015年第3期,第17頁。

                                                                                   

                                                                                  [14] 錢穆:《中國歷史澳门皇冠法》 ,第40-44頁。

                                                                                   

                                                                                  [15]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第12頁。

                                                                                   

                                                                                  [16]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4年版,第175-201頁  。

                                                                                   

                                                                                  [17] 我認爲下述講辭頗能傳達其精神:“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 ,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 ,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澳门皇冠 ,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 。我們當知 ,從澳门皇冠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瞭解歷史 。這等於說 ,‘明體’可以‘達用’ ,而求用心切 ,卻不一定能明體。” 錢穆:《中國歷史澳门皇冠法》,第9頁 。這是從心術入手指示治史途徑的極爲精審的見地。論者或以爲錢穆晚年治學頗涉虛玄,我的看法稍稍有所不同,錢先生晚年頗多發揮的是我稱之爲——“語錄體史學”或“講演體史學”,如在此所表現的 ,不啻爲理學的史學化,善學者若能真正得其隻言片語 ,即足受用,固非專執於現代專家之學或“漢學”立場所得而衡論也。

                                                                                   

                                                                                  [18] 錢穆:《國史大綱》 ,第889-890頁。

                                                                                   

                                                                                  [19]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第9頁。

                                                                                   

                                                                                  [20] 語出錢穆:《國史大綱》,第146頁 。此類表述瀰漫全書 ,他書亦多有之。

                                                                                   

                                                                                  [21] 如他說:“就中國傳統思想言  ,士應該能負擔道,代表道,即是負擔代表此傳統文化理想與傳統文化精神者。因此由士來主持教育與政治 ,即是政教一致。由教育階層來領導着政治 ,再由政治階層來領導着社會 ,如此則社會全體將永遠向此文化理想與文化精神之大目標大路程而前進 ,此乃中國成立‘四民社會’意義之所在 。” 錢穆:《民族與文化》,第13頁 。

                                                                                   

                                                                                  [22]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第11-12頁 。

                                                                                   

                                                                                  [23] 錢穆:《民族與文化》,第1頁  。

                                                                                   

                                                                                  [24] 錢穆:《民族與文化》,第2、5頁 。

                                                                                   

                                                                                  [25] 錢穆:《國史大綱》,第631頁。

                                                                                   

                                                                                  [26] 錢穆:《國史大綱》,第813頁 。這是全書僅有的兩次使用“中國澳门皇冠”詞彙表述之第一次,既然將蒙元、滿清兩部均包括在“中國澳门皇冠”中 ,則參驗可證《國史大綱》已經明確地將宋已降納入“中國澳门皇冠”框架中了。第二次見錢穆:《國史大綱》 ,第874頁。

                                                                                   

                                                                                  [27] 第四十二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第四十三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第四十四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第四十五章:“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

                                                                                   

                                                                                  [28] 錢穆:《國史大綱》 ,第638-640、657-658頁 。

                                                                                   

                                                                                  [29] 錢穆:《國史大綱》,第200頁 。他書之中,亦多稱引之 。

                                                                                   

                                                                                  [30] 錢穆:《國史大綱》,第640-641頁。

                                                                                   

                                                                                  [31] 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第203、223、229等頁。

                                                                                   

                                                                                  [32]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第5頁 。

                                                                                   

                                                                                  [33] 錢穆:《國史大綱》,第824-825頁。

                                                                                   

                                                                                  [34] 錢穆:《國史大綱》 ,第907-908頁。

                                                                                   

                                                                                  [35] 錢穆:《國史大綱》,第665-669頁 。

                                                                                   

                                                                                  [36] 參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第98-99頁 。

                                                                                   

                                                                                  [37] 錢穆:《國史大綱》 ,第912頁 。

                                                                                   

                                                                                  [38] 錢穆:《國史大綱》,第903-904頁 。

                                                                                   

                                                                                  [3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之主旨,或當淵源於此 。

                                                                                   

                                                                                  [40] 錢穆:《國史大綱》,第911-913頁。

                                                                                   

                                                                                  [41] 語出錢穆:《國學概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年版,第354頁。

                                                                                   

                                                                                  [42] 錢穆:《國史大綱》,第910頁。

                                                                                   

                                                                                  [43] 錢穆:《國史大綱》 ,第912頁 。

                                                                                   

                                                                                  [44]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出版說明》第2-3頁 。

                                                                                   

                                                                                  [45] 錢穆:《國史大綱》,第896頁。

                                                                                   

                                                                                  [46] 錢穆:《國史大綱》 ,第898頁 。

                                                                                   

                                                                                  [47] 見《國史大綱》扉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48] 錢穆:《民族與文化》,第113-114頁。

                                                                                   

                                                                                  [49] 他也認爲“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 ,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181頁 ,惟重要性不如儒學 。

                                                                                   

                                                                                  [50] 錢穆:《民族與文化》,第130頁。

                                                                                   

                                                                                  [51] 錢穆:《民族與文化》 ,第137-138頁。

                                                                                   

                                                                                  [52] 錢穆:《國史大綱》,第860-862頁 。

                                                                                   

                                                                                  [53] 錢穆:《國史大綱》 ,第790頁。

                                                                                   

                                                                                  [54] 錢穆:《國史大綱》,第794-812頁。

                                                                                   

                                                                                  [55]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190頁。

                                                                                   

                                                                                  [56] 語出《國史大綱》,第300頁。

                                                                                   

                                                                                  [57] 錢穆:《國史大綱》 ,第905頁。

                                                                                   

                                                                                  [58] 余英時則以“士之新自覺”一辭屬之“魏晉之際”的名士風流  ,至少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就頗有可資比較之處 。

                                                                                   

                                                                                  [59] 錢穆:《國史大綱》,第812頁  。筆者初度引述此段文字 ,參見拙著:《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版,第328頁。

                                                                                   

                                                                                  [60] 錢穆:《國史大綱》 ,第8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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