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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劉怡:“大躍進”動員的儀式化——以滅雀運動爲中心的考察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史林》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大躍進”前後 ,滅雀運動的目標經歷了從“保護糧食”到“訓練人民”的轉變,最終被形塑爲一場革命語境中的政治儀式化運動。此種轉變經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也與1949年以來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有着密切關聯。隨着運動目標由麻雀的轉變,鍛鍊、培養民衆革命行爲模式的潛在邏輯逐步顯現,而運動本身也成爲可被調用的政治資源與動員工具。大躍進期間,以滅雀運動爲代表的儀式化動員已成爲實現革命鬥爭話語日常化、社會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 ,並對之後的歷史走向造成了多重影響。

                                                           

                                                          關鍵詞:“大躍進”/滅雀運動/儀式化

                                                           

                                                          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運動 ,既是一場社會實踐 ,又是羣體性高度樂觀、極度亢奮的精神面貌的集中體現。各類豐富的歷史敘事揭示了它的雙重面貌:一方面,大躍進是在特定的國內外環境下 ,領導人關於經濟發展方式的一次錯誤選擇 ,對生態環境及人民生活狀況造成了惡劣影響 ;另一方面,從動員的角度來看,大躍進又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民衆積極性在短時間內被迅速調動 ,全民參與運動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躍進提供了一個有關動員的經驗庫 ,衆多澳门皇冠者從實踐層面 ,對大躍進運動在各地的發展進程、採用的具體動員方式、動員特點等進行了細緻的爬梳 。

                                                           

                                                          學界關於大躍進動員經驗的探討 ,多聚焦於宣傳教育、組織建設、情感調動、利益驅使、典型示範等動員策略,而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經在這些方面取得豐富的實踐經驗;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5年前後已基本建成較爲完善的組織網絡 ,將個人納入到不同形式的單位集體之中,這成爲大躍進成功動員的前提。已有學者注意到大躍進動員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由一種政治態度或思想框架結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 ,而這種態度是以充滿浮誇和鼓勵的高度修辭性的語言來表述的。郭於華認爲 ,大躍進在常規動員策略之外 ,還採用了一種儀式化運作 。在“大躍進”期間出現的“殺狗運動”“打麻雀運動”“打水窯運動”“密植運動”等,均是自上而下推行、以運動形式出現的生產運動 ,儀式過程及其象徵意義超過了對實用性的考慮。③此類敘事透露了“儀式”可作爲聯結政治運作與民衆日常生活邏輯的有效橋樑 。從“儀式化”的角度觀察“大躍進”動員,可以更好地理解“大躍進”之於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發生這17年曆史的另一層意義,即成爲通過一系列運動逐步實現革命日常化、社會政治化的重要環節 。遺憾的是  ,此類敘事雖明確提出大躍進動員的儀式化運作的重要意義,但沒有對其進行更清晰的界定,也沒有進一步探究其發生的微觀機制。

                                                           

                                                          儀式如何於動員發生效力?大衛·科澤曾對政治學範疇的儀式做了界定:它是一種體現社會規範的、重複性的象徵行爲。馮筱纔將20世紀中國政治語境下的儀式化定義爲:在某種權威力量驅使下反覆性的集體參與行爲 。重複性的象徵行爲仍是儀式的重要特徵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 ,羣衆動員主要表現爲調動民衆精神和行動的積極性投入一項新近活動,並迅速達成一致行動 。而象徵所具有的意義多樣性特徵拓展了被動員民衆對新活動的理解空間 ,即便未能對一項新近活動取得共識  ,民衆仍能開展一致行動;⑧“重複性特點則爲一致行動提供了行爲座標  。

                                                           

                                                          大躍進期間的滅雀運動很好地詮釋了儀式化對於動員的重要意義 。麻雀因爲吃糧食於1955年底被列入四害,此時動員範圍及程度還較爲有限,及至1958大躍進運動期間 ,迅速發展成爲一項全民行動 ,全國城鄉的男女老幼均參與其中。滅雀行動既具象徵意義——人定勝天 ,又達成了全民統一行動,成爲一場儀式 。滅雀運動如何在幾年間從一場有限動員的運動,發展成爲全國民衆之日常 ,大躍進期間的滅雀動員究竟有何特點?無疑,儀式化運作可作爲理解動員何以成功的重要突破口 。

                                                           

                                                          本文將以梳理滅雀運動的動員過程爲中心 ,尤其聚焦於它在大躍進期間的轉型,試圖解答作爲動員方式的儀式化運作究竟在什麼條件下發生 ,如何進行 ,有何特點,可以達成怎樣的效果,又有哪些侷限性,與其他動員策略有何異同。爲了避免泛泛而談 ,且使敘述更加集中,筆者將以上海及周邊地區的滅雀運動作爲主要考察對象,基於地方檔案、口述訪談、報刊等多種類型的材料進行實證澳门皇冠 。

                                                           

                                                          保護糧食:作爲有限目標的滅雀

                                                           

                                                          195511月,毛澤東南下考察農村情況,其間提出了有關農業發展的十七條意見,其中第十三條內容爲:除四害  ,即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待澳门皇冠) ,蒼蠅  ,蚊子。”⑩不同於其他三害危害人類健康,麻雀被列入四害主要是因其吃糧食,危害農業生產  。此時 ,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路已在中央高層達成共識,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明確成爲各項工作的中心 ,但凡會影響糧食供應支援工業化建設的現象,都成爲關乎國家命運的敏感問題。在此背景下 ,麻雀被列入應被滅除的四害。

                                                           

                                                          決定了麻雀命運的農業十七條1955年底下發各地討論 ,於19551221日下達上海 。1227日,上海市委召開農村工作會議 ,陳丕顯將農業十七條列爲討論重點,在會上提出:蒼蠅、蚊子、老鼠、麻雀,你們要澳门皇冠下,市人代會上有人提出  ,別的地方的麻雀飛來怎麼辦?麻雀能否打掉 ,有害  ,還是有益?烏鴉能不能?是不是這樣:二年消滅蒼蠅、老鼠 ;5年消滅蚊子;7年消滅麻雀 ,是否這樣比較妥當?”(11)此次農村工作會議上 ,市郊幾個鄉及合作社以上海市委提出的23條農村規劃爲基礎,討論出1956年到1962年的全面規劃。緊接着,在中央出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農業四十條”)中 ,除四害被列爲第27條。滅雀自此被正式列爲中央政策,該綱要草案於1956125日下發各地方,成爲之後數月上海地區宣傳工作的重點。

                                                           

                                                          既然開展滅雀以保護糧食爲目的,那麼 ,上海地區在部署此項新活動時 ,既要響應政策 ,行動起來,又不能與原有的生產活動過多地爭搶勞動力與勞動時間 ,因此滅雀主要在雀害相對嚴重的市郊、農村,作爲青少年的活動開展 。在市郊、農村開展滅雀運動,有一定的羣衆基礎。麻雀的確吃糧食 ,在糧食要粒粒必爭的年歲  ,農民們對麻雀確實有諸多抱怨 。爲了阻止麻雀破壞莊稼,他們想了許多辦法 ,譬如在糧食收穫季節,在農田裏立稻草人、派專人轟趕麻雀等。對於青少年而言 ,他們兒時多有打雀的經歷 ,譬如在冬季天寒農閒時捉幾隻麻雀來吃吃和玩玩,青年們又常常喜歡參與新奇的活動,滅雀的號召因此能得到青年的響應 。但無論是農民對麻雀的抱怨,還是青少年對打麻雀的興趣,都無法直接轉化爲民衆參與滅雀的一致行動 ,要使這些積極性常規化和常態化 ,還需進行更多的動員工作。

                                                           

                                                          19561月中旬,共青團上海市委即着手佈置除四害工作 。團市委成立除四害專門工作小組 ,各級基層組織均指定專人負責除四害工作。青年們被安排到各種集體中,社會青年由街道辦事處、團支部領導 ,工商青年則主要參加本單位的活動 。除四害工作開始層層部署,各基層組織紛紛組建除四害突擊隊 ,以團支部、少先隊組織爲基礎吸收青少年加入   ,各突擊隊又安排專門的捕雀小組等。(12)組織建設頗見成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 ,國營上海機牀廠就成立了300個突擊隊 ,華東師範大學共有3000多名學生參加突擊隊 。(13)老閘區(今屬黃浦區)共有藥廠7家,全區53個青年中有45人被動員加入突擊隊 。(14)以除四害突擊隊爲基礎 ,各單位建成了專門的青少年捕雀隊伍。(15)

                                                           

                                                          組織網絡建成後 ,各單位各就各位。19561月中旬,團市郊工作委員會在市郊農村地區開始組織高密度的突擊滅雀行動。東郊海濱團總支發動全鄉270個青年組成8個捕雀隊,提出在一星期內消滅麻雀的口號,於113日至118日 ,共消滅了麻雀780多隻 ;塘橋、嚴橋二鄉組織420個青年在6個晚上消滅了1162只麻雀。至19561月底  ,上海市郊各區各鄉共組織310個青年捕雀隊,捕捉麻雀達25000只 。(16)

                                                           

                                                          除了建立捕雀隊 ,開展突擊滅雀行動,作爲一個社會改變或形成民衆特殊態度、意見和輿論的重要工具”(17) ,宣傳教育作爲另一種重要的動員方式也在同步推進 。有關滅雀的宣傳工作 ,在基層主要以兩種形式開展:第一種是市級、區級、各基層單位頻繁召開的或以麻雀爲主或是以除四害作爲整體內容的主題會議。宣講的內容包括闡明滅雀與社會主義建設、保護糧食、保衛健康的重要關係;用科學數據證明麻雀的危害 ;強調如果能夠做到人人動手,包括麻雀在內的四害是完全可以被消滅的 ;號召羣衆積極開動腦筋製作工具、發明滅害辦法等。

                                                           

                                                          第二種宣傳形式是在召開其他會議時把相關問題穿插進去,針對滅雀運動開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反言行,各基層組織予以即時批評教育 。麻雀小得很,吃不了幾粒糧食 ;麻雀在天上飛 ,是捉不完的 ;麻雀吃起來很鮮,捉捉也不錯等觀點 ,被批評爲是錯誤的個人主義 ,是不相信人民羣衆的力量;麻雀頭中有七巧星 ,是捉不大到的”“捉麻雀,觸鳥窩 ,摸鳥蛋 ,死了到尖刀山上去摜三摜”“麻雀是沒有辦法捉光的等態度 ,被認爲是封建迷信 。民間的此類反言行恰逢其時地爲宣傳教育工作提供了反面素材。(18)

                                                           

                                                          婦女、青少年因爲既非生產活動的主要勞動力,又具親和力,長期作爲中共宣傳工作的主力 。上海基層滅雀宣傳任務主要由婦聯和青年團承擔:婦聯動員鄉、鎮大批基層婦女幹部,青年團則組織青年突擊隊。滅雀宣傳形式多樣,建立起包括文字、語音和形象宣傳在內的宣傳網絡 。除了《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報紙對這場運動進行宣傳報道外,1956年初 ,國營上海電影幻燈機件製造廠製作了相關幻燈片提供給各基層單位放映 。2月 ,上海市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人人動手  ,消滅麻雀的專題節目 。各基層單位亦以黑板報、大字報、廣播等爲載體  ,以基層民衆創造的曲藝、快板、活報、相聲等短小精悍的文藝節目爲形式,宣傳滅雀運動 。(19)

                                                           

                                                          1956年初,在經歷了組織部署、宣傳教育及突擊行動後 ,上海各地區開展的滅雀運動迅速轉入檢查和總結階段 。各單位向上級彙報包括滅雀在內的工作情況並印發運動簡報,上級組織則派檢查組到各基層單位檢查 ,掌握各單位組織起來的滅雀突擊隊的數量、參與人數和具體戰果等情況 ,並據此評選模範、明確獎懲。(20)滅雀成績突出、行動積極的單位和個人受到了獎勵,而另外一些表現欠缺——比如運動開展不積極、成績不突出、宣傳工作敷衍了事——的單位以及空白單位則受到批評 ,並被要求突擊補課 。(21)

                                                           

                                                          上海地區採用了組織建設——廣泛宣傳動員以造成社會輿論——開展突擊行動——檢查、彙報——評優懲差的動員方式 ,這些中共在延安時期就已經取得豐富經驗的常規動員策略 ,在滅雀動員中亦起到了相當作用。滅雀這樣一項原本並不爲大多數民衆所熟悉的運動,迅速受到關注 ,並在一定範圍內開展起來  。總體而言,此階段上海地區的滅雀運動以宣傳爲主,旨在迅速形成滅雀輿論;實際行動則多在郊區、農村 ,作爲青年突擊活動開展。

                                                           

                                                          較之北京地區,大體上看 ,上海地區在滅雀行動方面略顯謹慎。1956年初,中央衛生部制定出《1956年至1967年全國衛生工作規劃要點(草稿)》 ,下發各地衛生部門進行討論,其中對滅除四害中的蚊、蠅、雀作出了具體的時間、指標和進度規定 ,比如根據本市四害孳生的情況決定做到:在兩年到四年內消滅四害,1956年郊區基本無雀 ,1957年郊區無雀,1958年市區無四害 ,1959年全市無四害。上海市衛生局則在回覆電報中提出:除四害的滅蚊、蠅、雀的時間、指標進度太緊,貫徹有困難,建議在時間進度要求上,不要規定得太具體 。”(22)上海地區滅雀運動開展較謹慎的態勢,在1957年底開始發生轉變 。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滅雀的動員條件、目標及性質亦隨之發生變化 。

                                                           

                                                          二 情勢轉變:經歷運動的滅雀

                                                           

                                                          1957年下半年,與滅雀相關的情勢發生了多重變化 。最高領導人採納鳥類學家及在華蘇聯專家的意見,對滅雀政策作了修正 。19571025日,中共中央在審議《1956年到195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時  ,做了補充說明:打麻雀是爲了保護莊稼 ,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23)另一方面,隨着整風運動到反右派鬥爭的開展和推進 ,在公共輿論中 ,麻雀日益被塑造成爲十惡不赦、必須予以消滅的害人鳥。在政策和話語層面有不同遭遇的麻雀 ,日益具備政治意義,捲入隨後發生的大躍進 。在滅雀政策出臺的最初階段,上海地區公共輿論平臺上的相關宣傳可以概括爲:“‘麻雀’是四害之一  ,‘滅雀’是一項人們積極響應的中央政策”  ;“雙百方針”到整風運動的推行使得兼具“專業性”與“羣衆性”雙重特點的“麻雀”成爲討論熱點;“反右派”鬥爭的推進則使“滅雀”的意義不再限於“保護糧食” ,日漸被賦予多重象徵意義 。(24)1957年前後,感受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敏感氣氛,並親歷了從開門整風到反右派鬥爭的知識分子 ,作爲公共輿論素材的提供者,對滅雀話語進行了。

                                                           

                                                          事實上,雖然沒有人僅僅因爲在麻雀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而成爲右派 ,但右派言論中確實有不少內容與麻雀相關。諸多有關麻雀的右派言論,可以具體歸納爲:麻雀不應被列爲要被消滅的對象,它也有益處;麻雀根本消滅不盡 ,要完全滅除它,是犯了主觀主義錯誤;滅雀所採用的運動方式 ,會帶來很多反作用 ,會鈍化羣衆的積極性 。(25)這些右派言論作爲反面素材受到批判的同時,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如周建人、張春橋、郭沫若等有關麻雀的表達,則樹立了另一種敘述規範:麻雀是十足之害人鳥,代表了一切;依靠羣衆力量一定可以滅除麻雀;滅雀的行爲意義非凡 。(26)

                                                           

                                                          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運用書寫策略 ,緊攥住邏輯稻草 ,在由最高領導人提出的頗接地氣的滅雀問題上積極表態,以此來表達階級立場,將自己與民衆置於同一陣營 。正是他們的熱切與書寫能力 ,促成了滅雀象徵意義的寬泛化:麻雀之壞被類比爲國內階級敵人即右派的壞 ;麻雀成爲國際上對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虎視眈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象徵,與無雀的中國相對應的鼠雀成災的美國、法國被認爲是難兄難弟 ;(27)麻雀問題有時還成爲社會主義制度優劣之分的隱喻 。(28)在日漸成熟的話語體系中,滅雀行爲不僅有歷史依據 ,亦合乎道德、宗教教義,“麻雀”的罪狀不再限於“吃糧食” ,而是逐漸被泛化,日益具有了隱晦、曖昧的含義;以“滅雀”爲主題的歌謠、順口溜、詩歌、散文、寓言、剪紙、畫作、小工藝品、戲劇、舞蹈、木偶片、電影等等更是鋪展出一張細密的形式之網,“滅雀”象徵意義的素材庫逐漸搭建成形。

                                                           

                                                           

                                                           

                                                          在話語層面漸成人民公敵的麻雀 ,遭遇隨後發生的大躍進 ,後者的性質及開展形式則在實踐層面上促使滅雀運動的性質及動員目標發生了轉變 。隨着對反冒進批判的不斷深入,大躍進運動被提上日程。兩條並行的線索  ,共同促成了大躍進的結果。一是中央層面態度日漸明確的過程 ,這一過程始於1957年底至1958年初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包括八屆三中全會、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毛澤東對持反冒進態度的中央高層進行了全面批判 ,至八大二次會議上過渡時期總路線形成 ,使大躍進運動的開展具備了思想基礎 。二是各地方在實踐中對“反冒進”的背離 ,爲“大躍進”的開展提供了實踐依據。“大躍進”並非僅僅是中央出臺政策、地方執行的單一進程 ,地方也對中央政策的形成起重要影響,其中又以上海地區最爲明顯 。

                                                           

                                                          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反冒進 ,提出了要加快建設速度 ,並首先爭取在農業上有所突破的想法 。19571113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經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該文第一次公開批判了反冒進 ,點出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  ,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 ,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也是大躍進一詞在報紙上的首次亮相  。(29)在言行上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跟得最緊的 ,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被毛澤東親切地稱爲柯老”的柯慶施 。(30)

                                                           

                                                          19571225日 ,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長篇報告 ,在報告的第五部分 ,柯慶施搶先發表15年趕上英國的提法 ,其中包括爭取三年內,使上海市郊和郊區基本上無蚊、無蠅、無鼠、無雀、無臭蟲、無蟑螂、無釘螺,五年內徹底做到 ,並堅持到子孫萬代 。市區有條件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就應徹底做到。報告的最後以乘風破浪的革命氣概表達了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的決心 。(31)該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 ,在19581月份於杭州及南寧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  ,毛澤東一再稱讚柯慶施 。

                                                           

                                                          南寧會議(1958111-22)的特殊性質,使得無論是毛澤東對柯慶施的讚賞,還是他就其他問題發表的意見都頗具深意。李銳認爲 ,八屆三中全會批評反冒進 ,是從經濟方針來談 ;南寧會議時,則主要將反冒進同政治聯繫起來,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將其變成政治大問題。在這樣的會議氛圍下,毛澤東在講話或插話時,提到的諸如我們除四害 ,把蒼蠅、蚊子消滅了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等問題 ,即便是隻言片語,也有其特別的意義。(32)

                                                           

                                                          分別於19583月和5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以及八大二次會議  ,依然循着南寧會議定下的基調,逐漸深化對反冒進的批判 。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數次提及除四害:關於究竟是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冒進,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他主張採取冒進 ;(33)又如針對四害 ,一種是老辦法,不除(蘇聯不除) ,一種是要除掉 ,如何除也有快慢兩條路線,他傾向於快除,越慢就越除不掉 。他繼而提出要苦戰三年 ,改變面貌 。毛澤東在這一系列會議上,還特別讚許了各地包括除四害工作在內的躍進經驗  。(34)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 ,柯慶施做主題發言,對15年後的中國進行了圖解式的描述 ,其中有一段是關於無四害社會的設想。(35)實際上,柯慶施有關無四害社會的構想在其《乘風破浪》《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等報告中均有體現 ,(36)這些報告也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毛澤東在此次會議期間再次表達了他對除四害的興趣 ,他列舉了《參考消息》上的一則內容 ,談及印度人也想除四害:他們有一害是猴子 ,吃了很多糧食 ,誰也不敢打,說它是神 。(37)進而他還提到,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由斯大林提出,我們不提 。他反問:“幹部決定一切  ,那羣衆呢?技術決定一切 ,那政治呢?”不難看出 ,毛澤東此番有關除四害談話的落腳點在於羣衆政治 ,換言之,即在於強調除四害是羣衆性的政治運動 ,不容幹部的居高臨下與所謂實驗室專家的指手劃腳 。

                                                           

                                                          總之 ,在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 ,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紛紛表達了對除四害的重視 。進入大躍進年代,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表明了上級掀起除四害運動高潮的決心;各地方紛紛表態和積極行動 ,除四害期限一再被縮短,上海定爲35年 ,江蘇定爲4年  ,還有一批縣市計劃在一年內實現四無 。(38)19581月,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爲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下達各地。(39)做出乘風破浪表態的上海  ,將除四害補充爲除七害 ,在四害之外還加上了蟑螂、臭蟲和釘螺。

                                                           

                                                          在此番熱烈的情勢之下,滅雀的目標及定位隨之發生轉變。對於中央決策者而言 ,滅雀所能取得的戰果可振奮人心 ,給予不相信人民羣衆的力量,給生產發展拖後腿右派思想以重擊 ;對於各地方而言 ,它又是表決心”“緊跟中央的重要展示——“展演成爲大躍進期間滅雀運動的重要定位。

                                                           

                                                          如果說此前多在城市、農村 ,以常規手段動員青年參與的滅雀,主要以保護糧食爲原初目標  ,當展演逐漸成爲重要目標時 ,滅雀戰果的可視性、象徵意義的豐富性則成爲有待重點發掘的內容,滅雀動員的方式亦隨之要做出調整。從整風運動到反右派鬥爭過程中,知識分子圍繞滅雀進行的話語塑造則適時提供了素材庫。簡言之,當展演成爲重要目標、多樣化的象徵意義可備取用時,以象徵意義、表演性、可重複性爲重要特徵的儀式化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作爲儀式參與主體 ,基層民衆在實踐過程中對滅雀動員之性質、定位的理解及相應的表現 ,則完成了具體而微的“儀式化”過程。

                                                           

                                                          訓練人民:成爲儀式的滅雀

                                                           

                                                          1958年初,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雖還未正式通過,但呼之欲出。大躍進的實際行動已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滅雀運動在此形勢下也躍進一步。較之其他三害 ,麻雀個頭大,目標明顯 ,若對其進行集中撲打 ,戰果更爲清晰可見 ,易於量化 ,當各地方在工作部署中積極追求展示性時 ,滅雀運動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發展成爲大躍進時期的典型運動。

                                                           

                                                          四川省溫江專區於19583月首創以軍事化的作戰方式來滅雀 ,(40)很快,其經驗便相繼推廣到北京、上海等地。419日至21日,北京地區開展全民圍剿麻雀的運動:至20日晚上,統計共毒死、累死、打死麻雀約248000只;(41)三天大致共消滅麻雀45萬隻。(42)上海地區第一次全市規模的滅雀運動在427日至29日進行,全市民衆持鍋碗瓢盆 ,上房爬樹,積極滅雀,(43)戰鬥首日就滅雀和掏獲麻雀蛋約25萬隻,(44)恰與北京市前兩日的滅雀戰果不相上下 。全國各地區陸續發起滅雀熱潮,滅雀日漸成爲全民行動 。

                                                           

                                                          脫離保護糧食之本初目標的滅雀,在各地開展的程度與不同地域的雀害程度之間的關聯模糊不清,但很明確的是 ,滅雀運動推行的狀況與各地在政治上追隨中央政策的緊密度呈正相關。全民滅雀成爲一種儀式化展示:出於對敵人的共同仇恨而開展軍事化戰鬥;全民一致行動,運動沒有旁觀者;人力凌駕於自然世界之上 ;戰果顯著 ,人定勝天 。

                                                           

                                                          自上而下佈置的滅雀運動,日益凸顯其展示性、表演性和象徵性,它們構成了儀式化的重要特徵。作爲動員客體 ,基層民衆同時還是儀式化過程的參與主體,他們在實踐中對滅雀之定位、性質及開展邏輯形成自己的判斷及理解,並開展了種種具體而微的活動,這些貢獻了儀式化另外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規範性和可重複性 。

                                                           

                                                          上海地區第二次全市規模的滅雀在121314日兩天進行 ,在全市突擊滅雀行動開展之前 ,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還曾親自參觀虹口公園火槍滅雀陣地 ,(45)較之4月的突擊行動 ,此次準備更充分的滅雀行動戰績驚人。以上海郊區的青浦地區爲例 ,在121314日兩天的突擊滅雀運動中 ,民衆從早晨6戰鬥至下午5時半 ,共消滅麻雀53401只,搗毀雀窩4295個,掏雀蛋67個  ;同時  ,運動培養了35000多位滅雀能手和積極分子。(46)

                                                           

                                                          在短短數月間,滅雀如何從行動範圍有限的青年活動,發展到能夠調動全民力量一致行動的呢?在井然有序、分工明確的全市行動開展之前  ,基層滅雀經驗如何達成 ,民衆如何熟悉其開展形式?這一系列問題或可從1958年初,滅雀在青浦等地區逐漸成爲民衆生活之日常的過程中尋找線索。

                                                           

                                                          青浦地區在1958年初,嚴格執行了整整3個月的三日一次書面彙報制度 ,詳盡記載了從17日至326日之間,包括滅雀在內的以除四害爲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每日開展情況,其中數字統計爲工作重點 。滅雀運動的開展情況,被直觀具化爲每日滅雀運動的參與人次及滅雀數量  。據統計 ,195817日至9日  ,青浦地區參與除四害工作的人數爲5000餘人 ,滅雀數量爲235只;(47)3月底 ,這些數字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24日至26日 ,三天內參與除四害的有168000人次  ,佔青浦地區總人口數的約60% ,平均每三天的滅雀數量已經達到兩三萬只 。(48)

                                                           

                                                          滅雀模範地區、先進個人均在數字上表現突出。1958111日至14日是青浦地區城廂鎮的第一個突擊周 ,該鎮一星期出動3499人,滅雀858只 。(49)此後 ,該鎮繼續在數字上保持優異表現,成爲青浦地區的滅雀模範鎮 。223日在召開全鎮動員大會後 ,全鎮組織500多人連夜外出捕雀,一夜捉到700餘隻。(50)327日,青浦地區大小31個城鎮組織人員到城廂鎮實地參觀  。(51)表現同樣突出的還有環城鄉 ,1958118日至20日,環城鄉的王家社滅雀1070只,在全鄉18個社中因數字領先而奪取該鄉紅旗。(52)2月中旬,環城鄉捕雀35107只 ,完成了上級分配的任務數的174% ,63個少先隊員於210日到該鄉報喜。(53)與模範地區類似 ,先進個人的評選也多以數字爲依據 ,東井街兩天內用彈弓打落12只麻雀的兩名中學生、城廂鎮第六街在雨夜消滅101只麻雀的8名居民、朱家角三天用網捕雀249只的建築業工人等 ,均作爲典型得到了獎勵。(54)表現突出者被鼓勵 ,而在數字方面表現較差的地區和單位則成爲敦促重點 ,要求補課 ,在數字上奮起直追  。

                                                           

                                                          這些被重點強調、代表了動員成功數字究竟如何生成?一方面,數字統計在中共開展的政治運動中佔據了重要位置,它是上級掌握全面情況、直觀反映基層運動開展情形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嚴格的數字統計、上報在操作層面存在難度,在對滅雀數字進行統計的過程中 ,面臨諸多具體問題  ,比如捕捉的麻雀是否都得上交、是以完整的麻雀屍體計還是以雀尾計、統計是否分區進行、以何種方式證實個人上報數字的準確度等  ,似乎並未有行之有效的解決之道。當本身困難重重的統計任務成爲硬性要求時 ,不論是需要上報的基層單位還是負責統計的工作人員 ,都在具體工作中摸出了“門道” ,並達成“默契”  。上級組織通過派專人統計、發表填報(三天一次或五天一次)、打電話等方式 ,來向各基層要數字,上報者有的記得清、說得明 ,有的靠家人幫助回憶數字,有的隨便估計、隨口一答 ,花錢買麻雀、瞎編數字的情況亦時有發生。

                                                           

                                                          數字統計在實際操作層面之卻也可能轉變爲基層民衆積極參與之”——追求數量比起費心費力地考慮實際成效,更爲簡單明瞭。對於地方各級幹部而言 ,其組織滅雀的得力程度代表了響應中央政策的積極程度。青浦地區的城廂鎮因爲滅雀表現突出,當地各級領導親自參與滅雀的事蹟一再受到稱讚;從全國範圍來看,上海地區因在滅雀運動中積極行動,各級領導也一再受到最高領導人的肯定 。當數字能代表誠意,而誠意又與各級組織者政治地位的提升之間存有微妙關係時 ,他們對滅雀投入之心力則愈盛。19583月 ,北京對上海和天津發起了“除四害”友誼競賽倡議書,上海立即響應並回復應戰書。(55)1958年初 ,全國各省、市、地區相繼掀起突擊滅雀行動 ,上海青浦地區各基層單位亦佈置高密度的行動,以在滅雀數字上緊追猛趕。

                                                           

                                                          大躍進時期更爲核心的農業生產、工業建設等活動 ,對參與者的體力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動員範圍上有一定限度 。相比之下,滅雀不僅數字直觀、可見 ,而且技術難度不大 ,更容易實現全民參與,參與者的全民性成爲數字之外的另一項重要目標。

                                                           

                                                          既然是全民參與  ,不同年齡、職業、社會身份者均要貢獻積極性。大躍進期間 ,青浦地區的滅雀典型中,老人、婦女、兒童等弱勞動力仍佔較大比重 ,此特點在全國範圍內也具普遍性 ,老弱婦孺積極滅雀的報道頻繁見諸報端 。如果說此前滅雀傾向於利用青少年、婦女等弱勞動力,主要是爲了不過多佔用主要勞動力的精力 ,那麼 ,大躍進期間的滅雀則更加突出利用他們的身份以達成在同時期其他核心生產工作中所無法實現的展示:老人、殘疾人等均在爲國家事業貢獻力量,並可取得突出成績 。比如,山西省壺關縣劉家凹村一位138歲的老人劉楨,計劃在其壽辰前率領全家40口人每人捉麻雀40只 ;(56)甘肅的秦安縣城關鎮 ,雙目失明的兒童張元元用彈弓打麻雀百發百中 ;(57)還有盲人王媽七十八,邊哄孩兒邊趕雀”(58)的故事等。對於被動員的非核心勞動力而言 ,他們若在力所能及的滅雀工作中表現突出 ,則能獲得榮譽表彰以及物質獎勵,也因此能彌補他們因各種客觀限制,在更爲核心的生產工作中貢獻不足而產生的愧疚感。在滅雀運動達成高潮的1958年,腿腳不便的楊某已經十來歲 ,因爲身體殘疾,成爲家裏衆多兄弟姐妹中唯一無法參與生產勞動賺取工分的無所事事者 ,爲此她對家人常懷愧疚之意,1958年的冬天,她因在一天時間內利用篩子扣捉住數只麻雀成爲村裏滅雀典型 ,在之後鎮上召開的動員會議上獲得表揚。(59)

                                                           

                                                          有積極主動的表現者 ,也有行動和思想上的懈怠者,反行動如何克服?“滅雀佔用工作精力和時間 ,在一些基層單位 ,那些既要參與工農業生產,又要在滅雀中投入心力的主要勞動力發表了諸如人少、地方大、沒時間”“麻雀可以從別處飛來 ,怎麼滅得盡等抱怨,(60)此類具體問題均被認爲是找藉口而受到批評 。上級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鼓勵民衆堅定決心 ,以自己的智慧來解決問題 。既然實際層面的問題被拋給了精神層面的決心智慧,那麼,主要勞動力也不能置身於滅雀事業之外 ,積極參與的姿態即合適的解決之道。至於對滅雀的合理性與可能性存疑的知識分子,出於從衆、將自己與勞動人民置於同一陣營之考量 ,也多“積極”行動。當時在北京大學生物系讀研的黃愛珠回憶:張龍翔、沈同兩位先生都站在生物樓對面小樓的屋頂上 ,拿着一個繫着小旗的旗杆趕麻雀 。她對此印象深刻 ,覺得很可惜——兩個大教授去幹這種事情 。有人反對這種做法 ,認爲不宜隨便消滅這個物種 ,得到的回答是:“沒關係,如果需要,我們以後可以再進口嘛!”(61)

                                                           

                                                          實際上 ,部分敏銳的知識分子已經理解到大躍進期間滅雀運動在滅雀之外的意義。葉聖陶在其日記中,如此記述1958418日至22日於北京開展的全市滅雀運動:餘又謂此舉之效 ,蓋不僅在殲滅麻雀,尤重要之意義在訓練人民 ,使浸漬於集體精神 ,凡有利於公衆之舉 ,人人均須參加 。此種精神越來越強,我國之鞏固 ,社會主義世界之鞏固 ,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滅雀運動中的集體精神被其擡高至國之鞏固、社會主義世界之鞏固的高度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他還頗有深意地強調了麻雀憚紅色的特點   。(62)

                                                           

                                                          無論是源於認同 ,還是僅僅作爲一種權宜之計 ,滅雀運動的各方參與者在對滅雀性質進行理解的基礎上參與其中,雖各有訴求 ,卻在實踐層面共同塑造了滅雀運動的開展形式:強調數字、全民參與、一致行動。以保護糧食爲初衷,同時具備了象徵意義、表演性、規範性、可重複性等儀式化要素的滅雀運動的最大意義或許在於:展示了全民一致行動可以取得突出成果。上海地區通過分別於19584月、12月、19602(63)開展的三次全市規模的滅雀集中展示了儀式化成果:統一指揮,集體內部分工合作 ;亢奮的狀態,諳熟的口號 ,鍋碗瓢盆齊上陣;運動沒有旁觀者  ,老婦孺不閒着 ,教授們與“民衆”打成一片 ,國際友人也並肩作戰 。(64)

                                                           

                                                          成爲儀式滅雀運動在他者藝術化的敘事中,成爲一種關於紅色中國的隱喻,如美國後搖樂隊紅色麻雀”(Red Sparrow)甚至以滅雀運動和大躍進爲主題出了一張專輯 ,名爲《顆顆紅心向太陽》(Every Red Heart Shines Toward the Red Sun);2009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話畫冊《麻雀女孩》(Sparrow Girl)1958年的中國爲背景,講述了在全民滅雀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 ,村裏一個小女孩偷偷救下幾隻麻雀的故事。(65)“他者對運動中人羣的精神狀態保有相當的敏感、好奇 ,並樂此不疲地發揮探祕熱情,“滅雀”運動無疑成爲了“他者”對紅色中國的最佳詮釋——人羣充滿熱望 ,企盼領袖指出一條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 ;領袖一聲令下 ,人羣前赴後繼、幹勁十足。

                                                           

                                                          大躍進前後,滅雀運動的目標經歷了從保護糧食訓練人民的轉變 ,進而最終被形塑爲一場革命語境中的政治儀式化運動。此種轉變經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也與1949年以後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有着密切關聯 。知識分子關於滅雀話語的塑造,源於與不相信民衆力量右派言論劃清界限;中央及地方各級幹部對滅雀運動的重視,出於對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潑冷水反冒進的抵制;全國城鄉的基層民衆,在滅雀運動開展過程中,結合自身處境對其所包含的顯性目標及隱性目標進行理解 ,並獲得了日漸豐富的參與經驗 。經由多方合力塑造出的象徵性、可重複性、規範性等要素塑造了滅雀運動的儀式化過程。即便是在未達成“共識”的狀況下  ,滅雀運動也因此依然能達成全民參與、一致行動、成績驚人的動員效果。

                                                           

                                                          滅雀的儀式化轉變  ,恰合於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關於大躍進期間包括滅雀在內的除四害工作之意義的預期,他認爲: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  ,搞出一點成績來 ,我看人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爲之一振 。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66)滅雀運動可作展示的全民參與、行動一致、可被量化的運動成效,成爲大躍進期間搞出一點成績、以振作精神的典型樣本 ,爲同時期開展的更爲核心的如生產大躍進、大鍊鋼鐵、大修水利等工作,提供了模式、經驗及輿論支持,亦可爲最高領導人關於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的設想,在黨內高層統一意見提供實踐依據。

                                                           

                                                          動員目標由麻雀的轉變,是促成大躍進前後滅雀運動性質發生轉變的關鍵 。滅雀原初之保護糧食的顯性目標,逐漸讓位於訓練人民的隱性目標 ,鍛鍊、培養民衆革命行爲模式的潛在邏輯逐步顯現 ,而運動本身也成爲可被調用的政治資源與動員工具。參與各方在對滅雀之顯性及隱性目標積極認知和理解的基礎上,在滅雀之高參與度、行動一致性以及數字統計方面達成的默契 ,使得本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 ,因地制宜開展的滅雀運動發展成爲一場全民參與的儀式展演。

                                                           

                                                          此種目標轉移,也影響了滅雀運動的結束方式。1959年下半年  ,各地出現的嚴重蟲害,促使高層領導人開始反思滅雀運動與蟲害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 。(67)1960年初,麻雀被赦免 。中央高層公開表達: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糧食逐年增產了 ,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了。”(68)1960410日,最終通過並公佈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對除四害的條文作出修改:從一九五六年起 ,在十二年內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臭蟲、蒼蠅和蚊子 。此後,麻雀爲臭蟲所代替 ,除四害運動繼續開展。即便事實上終止了以“保護糧食”爲目標的滅雀 ,本質上意在“訓練人民”的“滅雀”並未真正結束  。

                                                           

                                                          滅雀相關目標的轉移、逐漸儀式化的過程展示了大躍進運動在生產層面之外的另外一重意義  ,即它已成爲1949年以來實現革命鬥爭話語日常化、社會化進程的重要環節。從培養民衆行爲模式的角度來看 ,大躍進動員的儀式化過程,對之後的歷史走向造成了多重影響 。首先,民衆在大躍進運動期間各種儀式化過程中獲得的參與經驗 ,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諳熟地利用承載象徵意義的革命話語 ,將政治投入日常;其次,儀式意義多樣性特徵可爲實施動員者也可爲被動員者所用,它解決了即便以麻雀作爲明確的鬥爭目標亦無法達成“共意”的動員難題 ,達成了團結、投入的表象 ;再者,“儀式”亦可作爲基層民衆抵抗各種運動對日常侵入的權宜之計 ,作爲表象的團結、投入實際上建立在分裂及抵抗的基礎之上。當鬥爭對象變成利益關係更爲複雜的人時,“大躍進”儀式化過程所達成的“集體”開始瓦解  ,演變成爲“文革”時期的派系分裂以及無序之狀 。

                                                           

                                                          註釋:

                                                           

                                                          吳婉玲:《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羣衆動員運作模式澳门皇冠——大躍進運動爲例》,碩士學位論文,福建師範大學 ,2009年 ;許東雪:《大躍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動員澳门皇冠》 ,碩士學位論文 ,曲阜師範大學,2012年等 。

                                                           

                                                          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 ,顧速、董方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81頁 。

                                                           

                                                          郭於華:《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讀書》1999年第9期  。

                                                           

                                                          隨着新中國初期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開展 ,城市、農村社會的民衆生活日益政治化 ,滿永等人對這一過程進行了考察。參見滿永、葛玲:《親不親階級分1950年代初社會關係變革澳门皇冠——以鄉村社會爲背景的分析》 ,《黨史澳门皇冠與教學》2009年第6期;滿永:《身體、政治與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廠勞動生活澳门皇冠》,《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等。

                                                           

                                                          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馮筱才:《身份、儀式與政治:1956年後中共對資本家的思想改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

                                                           

                                                          關於社會動員的涵義、社會運動和社會動員關係的理論梳理 ,可參見侯松濤:《全能政治: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第9-12頁。

                                                           

                                                          大衛·科澤提出,不同的人實際上會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種象徵 ,象徵意義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 。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第15頁 。

                                                           

                                                          ⑨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86-93.

                                                           

                                                          毛澤東:《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19551221),《毛澤東選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260-263頁。

                                                           

                                                          (11)《中共上海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農村工作會議記錄》 ,19551227日 ,檔案號:A71-1-169,上海市檔案館藏;《陳丕顯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農村工作會議上報告摘要及歷次草稿》 ,195511月 ,檔案號:A71-1-170,上海市檔案館藏。

                                                           

                                                          (12)《開展愛國衛生除四害運動突擊周計劃(草案)》,19561月,檔案號:A71-2-1993-6,上海市檔案館藏 。

                                                           

                                                          (13)《愛國衛生除四害突擊周情況簡報()》,19562月,檔案號:A71-2-1993-36,上海市檔案館藏 。

                                                           

                                                          (14)《愛國衛生除四害突擊周情況簡報()》,19562月,檔案號:A71-2-1993-41 ,上海市檔案館藏。

                                                           

                                                          (15)《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結》,1956131日 ,檔案號:A71-2-1993-1 ,上海市檔案館藏。

                                                           

                                                          (16)《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結》 ,1956131日 ,檔案號:A71-2-1993-1 ,上海市檔案館藏 。

                                                           

                                                          (17)朱啓臻、張春明:《社會心理學原理及其應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

                                                           

                                                          (18)《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結》,1956131日,檔案號:A71-2-1993-1 ,上海市檔案館藏。

                                                           

                                                          (19)《動員青、少年積極參加除四害突擊運動計劃要點》 ,19561月 ,檔案號:A71-2-1993-11  ,上海市檔案館藏  。

                                                           

                                                          (20)《上海市人民委員會郊區工作辦事處的工作報告》,19564月 ,檔案號:A71-2-1993,上海市檔案館藏。

                                                           

                                                          (21)《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結》,1956131日,檔案號:A71-2-1993-1,上海市檔案館藏。

                                                           

                                                          (22)《上海市衛生局關於衛生工作規劃草案中除四害的滅蚊、蠅、雀的時間、指標、進度的意見》,19564月,檔案號:B242-1-886-19  ,上海市檔案館藏。

                                                           

                                                          (23)《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9571025) ,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第633-652頁。

                                                           

                                                          (24)關於輿論宣傳領域反右派鬥爭進程中的關鍵事件在麻雀運動間建立起種種或明或隱關聯的具體過程 ,可參見劉怡:《從麻雀害人鳥:五十年代中後期滅雀運動的話語邏輯》 ,《中共黨史澳门皇冠2015年第1期  。

                                                           

                                                          (25)關於此類右派言論的批判 ,可見李希凡:《什麼樣的消息 ,什麼樣的新路”?》,《人民日報》1958331日,第7版;陳謙:《交代我的反黨言行》(195783)  ,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辦公室編《四川省右派言論選輯10(內部文件),195795日;北京地質勘探學院黨委會宣傳部編《社會主義教育參考資料第二編:右派言論彙編》(內部材料) ,1957105日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委員會:《關於盛堅夫同志錯誤思想的一些材料》(1957930)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部辦公室編印《整風學習討論問題參考資料》第26期,1957930日;盛堅夫:《思想反省報告》(19571127)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員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選輯》(內部材料),19582月。

                                                           

                                                          (26)張春橋:《續論志氣》(19571029) ,《今朝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周建人:《麻雀顯然是害鳥》,《北京日報》1957118日,第3版;郭沫若:《咒麻雀》 ,《北京晚報》1958420日,第1版  。

                                                           

                                                          (27)弟》,《人民日報》195827日 ,第8版 。

                                                           

                                                          (28)《麻雀的天堂(擬童話)》 ,《人民日報》195858日,第8版。

                                                           

                                                          (29)《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 ,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人民日報》19571113日,社論。

                                                           

                                                          (30)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頁。

                                                           

                                                          (31)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第279頁。

                                                           

                                                          (32)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62-63頁 。

                                                           

                                                          (33)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09頁 。

                                                           

                                                          (34)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第163238頁 。

                                                           

                                                          (35)《柯慶施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發言稿》 ,1958513日 ,檔案號:4003-2-259 ,南京市檔案館藏,轉引自邢恩源、趙春豔:《柯慶施與大躍進運動興起》,《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36)《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紅旗》1958年第1期。

                                                           

                                                          (3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第345頁 。

                                                           

                                                          (3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1958212),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72頁 。

                                                           

                                                          (39)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272頁。

                                                           

                                                          (40)況定根:《除四害運動及其反思》 ,邛崍文史市政協文史資料澳门皇冠委員會編印《邛崍文史資料》第15輯,2004年版,第130-132頁;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衛生防疫司主編《除害滅病愛國衛生運動手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版 ,第83頁。

                                                           

                                                          (41)《首都人民兩天戰鬥 ,滅雀二十四萬八千》 ,《人民日報》1958421日 ,第1版。

                                                           

                                                          (42)《首都人民除四害戰鬥一大勝利三天殲滅麻雀四十萬只》,《人民日報》1958422日,第1版。

                                                           

                                                          (43)19584月全市突擊滅雀情形(照片)》,檔案號:H1-21-7-07 ,H1-21-7-11,H1-21-7-13,H1-21-7-08 ,H1-21-7-05,上海市檔案館藏 。

                                                           

                                                          (44)《上海人民大戰一天,滅麻雀掏雀蛋共二十五萬只》,《人民日報》1958429日  ,第1版。

                                                           

                                                          (45)195812月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等參觀滅雀陣地(圖片)》 ,檔案號:H1-21-7-05 ,上海市檔案館藏 。

                                                           

                                                          (46)《關於全縣統一行動全面圍殲麻雀的情況報告》 ,19581218日  ,檔案號:1-2-466 ,青浦區檔案館藏。

                                                           

                                                          (47)《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情況簡報》,1958110日  ,檔案號:1-2-467 ,青浦區檔案館藏。

                                                           

                                                          (48)《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二十五次簡報》 ,1958329日 ,檔案號:1-2-467,青浦區檔案館藏。

                                                           

                                                          (49)《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情況簡報》,1958110日;《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三次彙報》 ,1958112日 ;《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四次簡報》,1958年,檔案號:1-2-467 ,青浦區檔案館藏 。

                                                           

                                                          (50)《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十六次簡報》,1958225日,檔案號:1-2-467,青浦區檔案館藏。

                                                           

                                                          (51)《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二十五次簡報》,1958329日  ,檔案號:1-2-467 ,青浦區檔案館藏 。

                                                           

                                                          (52)《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六次簡報》,1958121日 ,檔案號:1-2-467 ,青浦區檔案館藏。

                                                           

                                                          (53)《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十二次簡報》,1958212日;《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十三次簡報》 ,1958215日;《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十四次簡報》,1958218日;《青浦縣愛國衛生運動開展情況第十五次簡報》 ,1958223日,檔案號:1-2-467 ,青浦區檔案館藏 。

                                                           

                                                          (54)除害滅病辦公室:《縣愛國衛生運動簡報和巡迴檢查工作情況彙報》,1958年,檔案號:1-2-467,青浦區檔案館藏。

                                                           

                                                          (55)《上海市農業局關於轉發北京除四害挑戰書及本市應戰書的通知》,19583月  ,檔案號:B45-2-237-27 ,上海市檔案館藏 。

                                                           

                                                          (56)138歲老壽星劉楨率領全家四十人除四害》,《新民晚報》1958226日,第4版。

                                                           

                                                          (57)《雙目失明的神槍手》,《新民晚報》1959717日 ,第6版  。

                                                           

                                                          (58)《盲人滅雀圖》 ,《文匯報》195857日,第3版 。

                                                           

                                                          (59)口述訪談 ,2014213日,受訪者楊某,1942年生人。

                                                           

                                                          (60)《上海市農業局關於送發本局愛國衛生運動第一次大檢查評比小結及抄轉市愛國衛生運動的決議的通知》 ,195834日,檔案號:B45-2-237,上海市檔案館藏 。

                                                           

                                                          (61)熊衛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消滅麻雀》,《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8期。

                                                           

                                                          (62)葉永和、蔣燕燕選錄《葉聖陶未刊日記()》 ,《出版史料》2010年第3期,第39頁 。

                                                           

                                                          (63)《區委關於二月六、七日兩天在全區範圍內開展一次突擊滅雀活動的通知》,196022日,檔案號:0038-5-0969-099,徐彙區檔案館藏 。

                                                           

                                                          (64)參見《蘇僑投入滅雀戰鬥》 ,《新民晚報》1958427日,第1版;《滅雀彈械運往陣地》  ,《新民晚報》1958426日,第1版  ;《麻雀,你往哪裏逃!》,《文匯報》1958428日,第1版  ;《撒下天羅地網 ,殲除萬惡家賊 ,滅雀大戰全線出擊 ,已剿獲麻雀72000多隻》,《新民晚報》19581213日,第1版等。

                                                           

                                                          (65)Sara Pennypacker,Sparrow Girl,New York:Hyperion Book CH,2009.

                                                           

                                                          (66)中共中央文獻澳门皇冠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 ,第228頁。

                                                           

                                                          (67)科研人員圍繞滅雀運動與蟲害問題之間關聯的討論,以及麻雀被平反的過程 ,可參見薛攀皋:《關於消滅麻雀以及爲麻雀平反的歷史回顧》 ,《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第3期  。

                                                           

                                                          (68)譚震林:《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 ,《人民日報》196047日,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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