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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中軍:戰略與策略的平衡抉擇——再論“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應對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微信公衆號 更新時間:2019年05月17日

                  原刊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

                   

                  摘要:“七七事變”前 ,針對日本對華北的侵略,國民政府已經制定了整體應對戰略 。19377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  ,蔣介石的應對實際上可分爲戰略和策略兩個層面:從戰略上言 ,中國須通過全面戰爭方能解決中日問題。在此戰略下 ,盧溝橋事變會否、應否影響總體戰略部署,蔣在內心並無把握,但爲了避免陷入被動,按照既定軍事計劃做出部署,屬於一個軍事統帥的本能選擇。就盧溝橋事變本身而言 ,蔣希望能局部解決,並趁機派中央軍進駐平津地區,防止日本奪取華北   ,但亦做好了全面開戰的心理準備。爲了局部解決盧溝橋事變 ,蔣通過應戰聲明及戰略部署,希望令日軍暫緩發動全面戰爭 。在應對盧溝橋事變的過程中,蔣所獲得的軍事情報對蔣判斷全局局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雖然他通過外交渠道釋放出中國有意和解的呼籲,並希望英美等從中調停,但軍事上的準備卻在加速進行 。

                   

                  關鍵詞:七七事變 ;蔣介石 ;戰略與策略 ;盧溝橋

                   

                  作者簡介:侯中軍 ,澳门皇冠澳门皇冠員。

                   

                  “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起點,學界對此事變本身的澳门皇冠 ,以及圍繞此事變前後中日交涉的澳门皇冠 ,均可謂相當豐富 。2000年之前 ,學界將蔣介石的應對概括爲的抉擇,並已經依據相當豐富的材料對和或戰抉擇的過程有精到的評論。特別要指出的是 ,學界在論述蔣具有抗戰決心的基礎上 ,又進一步分析認爲,南京政府完全無意將事件導向戰爭 ,在內心深處是希望 ,避免與日本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其強硬態度只是一種應戰姿態 。

                   

                  本文不擬圍繞“七七事變”本身的發生是否具有“必然性”或“偶然性”而展開  ,在此問題上,學界爭論已久 。且不論結論如何 ,均不可能改變日本久有佔領華北的侵略計劃 。本文希望再行探究的是,“七七事變”後,直至平津淪陷前的3周內 ,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是如何應對的 ,蔣所做出的軍事部署及外交方針的依據何在?其對華北前線的指揮命令是否其戰略意圖的真實表現?這些問題事實上都還有進一步開掘的餘地。學界以往澳门皇冠蔣在七七事變後的對日交涉時,通過蔣發往華北的電報及其個人言論 ,對蔣善變的指揮風格多有疑問,認爲其有時舉棋不定  ,猶豫不決,而有時又突然強硬,剛愎自用。蔣介石這種應對時局的態度果真是其在戰略方針上搖擺的反映嗎 ?爲了深入抗戰史澳门皇冠,學界曾組織過若干筆談,提出了將系統澳门皇冠與個案澳门皇冠相結合的歷史視野 ,並強調其要訣就是實事求是 。“七七事變”後中日之間的全面對決,其根本在於軍事。中日之間雖然在外交上都呼籲和平,但雙方的軍事部署則一直在積極進行。以往澳门皇冠在分析蔣介石決策過程時 ,在關於蔣本人在做出形勢判斷時的參照依據方面尚有進一步探究的餘地 。基於此種考慮 ,本文擬注重先對蔣獲得的軍事情報以及國民政府的軍事準備進行分析 ,再探討“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決策過程 。

                   

                   

                  鑑於“九一八” 以來日本對華侵略的逐步擴大,國民政府在準備應對日本的全面軍事進攻這一問題上已經做了預案。蔣介石本人亦判斷 ,爲了恢復九一八事變之前的狀態,中日之間的決戰不可避免  。因此當七七事變發生後,蔣第一反應除按預案調動軍隊外,還考慮對日宣戰是否正當其時 。他主要的顧慮是,在未能準備妥當  ,而又不能明確判斷日本是否已經正式擴大侵略的情形下 ,如果由中國主動發動戰爭 ,是否會造成被動 ?正因如此,如果要澳门皇冠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應對方略,必須先理解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對內外形勢的判斷  ,尤其是對中日戰爭發展態勢的研判。這其中 ,主要是依據軍事佈置的研判 ,其對外交情報的重視程度是爲了配合理解日方的軍事部署。

                   

                  日本“二二六事變”後,蔣介石制定對日交涉方針時就將關注日本在華軍隊行動視爲關鍵之一,並提出相應預案 。19365月,關於對日交涉,蔣介石提出:一是日本陸軍內部須要其關東與駐屯軍一致;二是須要其對中央單方交涉 ,不得挑撥各方 。日軍進佔北平近郊長辛店後  ,蔣介石在考慮中日關係時就擔心日本如驅逐宋哲元,是否意味着將對華擴大軍事侵略?1936927日,蔣介石在會見英國陸軍偵探長時表示:如讓倭南侵一點 ,其始英國視爲甚微,而不知其一經開始  ,則以後既有據點乃必致不可遏抑 。其對於日本軍事南侵之動靜異常警惕。10月 ,蔣在思考對日軍事方針時,認爲“倭必不敢正式宣戰 ,而我應準備宣戰與造成形勢”,“倭對現狀有弄假成真之可能 ,故務使其海軍此次形勢之緩和 ,使其以後不敢再作挑戰之形勢”。蔣介石在思考河北宋哲元所部軍隊時提出 ,“冀察與倭關係,中央直接交涉之利害何如”,“中央對倭之交涉無效,彼必逼宋獨立或驅宋而造成傀儡”。爲解決可能出現的此等局面  ,他將中央軍進入平津列爲首要選項。與此相配套的措施是,蔣介石加速了各項國防建設計劃 ,並制定了相應的作戰方案。

                   

                  在“七七事變”爆發前,蔣介石在思考中日之間現狀時 ,已經觸及了應對日本進一步侵吞華北的方略 ,一些思考已經體現了日後的處理方針。75日,軍政部參事嚴寬密電何應欽,認爲日軍連續在盧溝橋附近演習約1周的時間 ,緊張形勢已經形成 ,而恰逢這時 ,升任駐華大使的川越茂據傳將到華北,集議各問題  ,尋解決途徑,協津日軍於年內解決各懸案 。193777日 ,盧溝橋事變爆發 。得悉消息的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事態擴大化。

                   

                  因此 ,事變的第二日,在具體的軍事策略上蔣介石做好了事態擴大化的準備。他致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稱“宛平城應固守勿退 ,並須全體動員 ,以備事態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矣”。在發出此電文的同時,他要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做好防止事態擴大的準備,並命令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先行派遣1個師開赴黃河以北 ,並做好另外2個師出發的準備。9日,蔣介石命令駐防平漢路孫連仲2個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 ,令龐炳勳部與高桂滋部向石家莊集中;並命令上述部隊 ,皆歸宋哲元指揮  。在軍事上,蔣將華北周邊的部隊向北平附近集中   。除此之外,78日上午,蔣召集特別會議,與外交部長王寵惠商討外交問題。蔣的一系列軍事調動,並非突然的應急措施  ,而是在既定預案基礎上所做出的反應 。高級將領對於全局軍事部署是知道的 ,處於華北的宋哲元在向蔣介石彙報事變情形時稱,倘中樞大戰準備完成,則固囿民心理夙夜禱企者也 。

                   

                  19377月之前,在國民政府的戰爭指導方針中已確定戰爭無可避免 ,但具體的作戰準備要到1938年方能完成。事變發生後 ,蔣介石78日的日記表明,他不能確定日本發動事變的真實意圖:彼將乘機我準備未完之時 ,使我屈服乎?”“與宋哲元爲難乎 ,使華北獨立化乎 ?由於不能確定日本發動事變針對的究竟是國民政府還是宋哲元 ,因此在具體的應對策略上  ,蔣亦在兩種選擇中猶豫不決 。蔣內心傾向於認爲日本並未做好開戰的準備,因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故他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的擔心 。現有澳门皇冠認爲 ,此時蔣介石考慮的重點不在和戰 ,而在乘此機會能使中國重新立於更主動的地位” 。從“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最初反應看,蔣的軍事部署屬於自然應對之策。雖然不確定日本是否要發動全面戰爭,但做好相應準備  ,是政府最高決策者的基本考慮  。餘下的軍事外交行爲都是圍繞這一核心而展開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同日擬定了應對盧溝橋事變的方案,力求將事變限定於平津地區,並迅速確保該地區 ,應根據事變不擴大方針行事。中國方面若對我軍採取挑釁態度 ,則應向中國駐屯軍增派必要之兵力 ,將與我敵對之中國軍隊逐出平津一帶。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針爲準 。日本陸軍省認同參謀本部的方案 ,將事件侷限在華北,並把此次事變命名爲“華北事變” 。79日 ,日本內閣召開臨時會議 ,考慮由日本國內派出3個師團到華北  。到了10日,參謀本部依據情勢,決定再從日本國內向華北派遣3個師團和航空兵團 。

                   

                  從外交準備上看 ,蔣是據國際法上進行戰爭的一般程序做準備的  。79日開始 ,蔣介石在軍事上準備全面動員的同時,亦已開始準備外交上的宣戰問題 。當日 ,蔣致電軍令部長徐永昌 ,稱倭寇挑釁,無論其用意如何  ,我軍應準備全部動員,各地皆令戒嚴  ,並準備宣戰手續。同日 ,蔣介石致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閻錫山,將政府所做準備通報與閻,並徵詢其對盧溝橋事變的意見。也就是說,是否宣戰 ,將基於國民政府對全局形勢的判斷而做出。

                   

                  此後 ,蔣繼續增兵華北,抽調炮兵及高射機槍兵開赴前線。同時,電令全國“應切實準備,勿稍鬆懈,以防萬一”。其內心則判斷“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 ,則不能和平解決也”。此時  ,蔣面對最初形勢不明的狀況  ,希望能有一萬全應對之策  ,而做好軍事準備是應對一切變化的根本 。雖然從華北傳來的消息表明 ,形勢已經有所緩和,並有建議提議,“倘中央大戰準備尚未完成,或恐影響,反致擴大,可否轉請暫令準備北上各部 ,在原防集結待命”,但蔣不爲所動 。蔣介石此時清點全國軍事力量,並要求各部認真準備 ,是基於此種認識:日本必將奪取華北 ,而華北是國民政府的底線,不容有失 。問題在於 ,在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之前,此時是應將戰爭限於局部,還是接受一定條件的和談?

                   

                  711日開始,國民政府軍政機關的主要長官就盧溝橋事變開始舉行軍政長官會報會 ,由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爲響應蔣介石的軍事動員 ,第一次會報會檢討了此時國民政府軍事物資儲備,認爲此時的武器彈藥 ,如果以20個師計算 ,可供3個月之用 。

                   

                  儘管中央層級的決策仍在討論之中,但此時外界傳來宋哲元已經簽署和談條件的消息。711日蔣要求外交部就盧溝橋事變發表聲明  ,一方面陳述日方故意挑釁,並有意擴大侵略之事實 ,另一方面表明中國願與日本談判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 ,以外交方式,謀和平之解決 。在討論蔣的此項要求時,何應欽等認爲,此項聲明頗難着筆 ,因中央並非申明宣戰,仍須說明和平願望 ,而地方政府已與對方簽訂和平條件 ,中央尚不知底蘊  。

                   

                  同日 ,爲與宋哲元協調中央對全局的安排,蔣介石手諭軍政長官會報會的與會人員 ,要求在軍政部次長曹浩森與參謀本部次長熊斌中選出一人,親赴華北,目的是向宋哲元宣達中央意旨:“本委座所示不挑戰必抗戰之宗旨,如宋主任環境關係 ,認爲需要忍耐以求和時 ,只可在不喪失領土主權原則之下與彼方談判 ,以求緩兵  。”會議決定由熊斌赴華北 。宋哲元與日方締結解決事變的協議之後 ,秦德純向錢大鈞提議,可否“告一段落 ,以觀演變如何耳”,仍不願中央軍繼續北上 。但秦德純在同日致蔣介石電文中則稱 ,“彼不顧信義 ,能否履行,尚不敢必”。秦德純等在形勢有所緩和的局面下,不願蔣介石繼續派軍進駐華北,固然有地方派系利益的考慮,但根本上仍在於  ,處於事變現場的29軍 ,不瞭解背後的中日整體戰略博弈  。

                   

                  接着蔣介石又電宋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 ,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 ,則在以冀察爲不駐兵區域”,“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 ,寧爲玉碎  ,毋爲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要求宋“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 。在此電文中 ,蔣還向宋哲元表示“中央決宣戰 ,願與兄等各將士同共生死 ,義無反顧” 。蔣之所以如此勉勵宋哲元 ,因爲就利害而言,誠如王世傑等人所認識的那樣,“如中央遙視華北之淪陷而不救,或坐視華北當局接受喪失主權的條件而不預爲之地,則對內對外中央均將不保” 。

                   

                  蔣介石對宋哲元的這番“決宣戰”的表示,顯然並非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就在他致電宋哲元的前一日 ,尚在考慮對日策略時 ,曾自記“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其對宋的勉勵 ,蓋因此時傳出宋已經接受日軍條件談和之消息 ,並已簽字 。蔣雖然表示不宜宣戰 ,但並不代表不開戰。正如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向秦德純所發絕密電文中強調:“頃電話中所言 ,恐不明瞭,特再奉達 。此刻如日兵尚在對峙而不肯撤退 ,則彼必待其關東部隊到後積極進攻,決無疑義。望從速切實加緊備戰 ,萬勿受欺 。”

                   

                  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一方面在做全面戰爭的準備 ,另一方面亦請英美等國予以調停 。王世傑曾建議外交部非正式向英美等國試探意向 。國民政府駐英大使郭泰祺秉承政府意旨,請英國予以調停 。郭泰祺向英國外交部次官賈德干(A.Cadogan)指出,日本正積極加強其在滿洲和朝鮮的軍力 ,日本本土的陸海軍亦已做好擴大戰爭的準備 ,宋哲元與日方的暫時停火協議不過是日本拖延時間而已  ,“715日前後必將有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郭泰祺告訴英方 ,爲了避免即將發生的大規模衝突,唯一可能的途徑是由相關國單獨或聯合進行調解或調停 ,希望英國立即採取行動,否則一切都將太遲”。在接下來的談話中,英方人士告訴郭泰祺,“英國意識到日本政府有意在此時策劃一次大規模的對華軍事行動” ,“我本人亦於712 日晚向日本駐英大使提請注意,但日使以極真誠語言向我說明日本無意發動戰爭 。英方認爲 ,令人感到危險的是 ,當雙方發現已經卷入誰也不想出現的悲劇性結果時 ,仍將基於各自的國家尊嚴而採取強硬態度。

                   

                  714日,英國外交部致電駐華大使許閣森(H.Knatchbull-Hugessen),指出中國方面立場清楚 ,無意將日本從其已經佔領的東北地區趕走,但同時也不會再做出任何讓步 ;同時,郭泰祺建議英國或許可以以公正的態度調查爭端的起因。英國駐北平領事建議 ,英國可以建議由友好大國向中日兩國政府派出代表,以便提出調解 ,並認爲 ,由於日本駐北平領事館代辦加藤傳次郎向報界表示日本不準備索要人員損失補償 ,因此這使得和解變得容易多了。

                   

                  英國駐美大使林賽(R.Lindsay)向英國外交部彙報了美國方面的動態。林賽稱,美國大使極力強調維持和平的重要性,但並未提出調停的可行性建議 。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712日的備忘錄中亦表示 ,我特別強調並肯定他(日本駐美大使)所述及的日本政府正爲友好解決爭端不訴諸戰爭而作的努力,鼓勵日本政府採取和平手段解決爭端  。

                   

                  在對日策略和對“七七事變”的應對上  ,蔣介石其實是在不同層面進行考慮的。從戰略上說,“九一八”以來的種種事實已經證明 ,中日必將開戰 ,但爭取更多的準備時間,延緩與日本全面開戰,或爭取國際局勢的轉變,是戰略上的首選。在此戰略下 ,“七七事變”會否、應否影響總體戰略部署 ,蔣內心並無把握,他只是希望能將事變控制在儘可能有利於中國的局面下解決 ,不讓其上升爲中日全面對決的轉折點。如果事變果真演變爲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亦應做到在對華有利的條件下解決 。基於此種思考  ,蔣的對日“不挑戰不避戰”策略 ,是基於對中日關係長期戰略的判斷而得出的 。而要求宋哲元堅持到底 ,務必與中央保持一致,則是基於對事變的不確定性而做出的 。蔣在714日考慮的對七七事變4項處置條件,正是上述戰略與策略的反映:1.英美已經有意調解盧溝橋衝突 ;2.宋哲元駐津態度不定;3.北進部隊之行動應立於進退自如境地,如果宋完全屈服 ,則中央軍決不南調 ;4.“如能辦到盧溝橋仍駐正式陸軍而不受限制 ,則勝矣。

                   

                  714日晚9時 ,在軍政長官討論會議上 ,參會人員的態度與蔣自身對戰略與策略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稱,現在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不建議對日宣戰 ,建議應由中央劃定妥協標準給宋哲元 ,如此能忍耐度過 。參謀總長程潛的意見是,希望緩兵 ,以完成我方之準備,但目下之準備與軍隊之動員,仍不可忽視。訓練總監唐生智認爲 ,宋哲元已經超出了中央允許的妥協範圍 ,不應再給以和平妥協之意圖 ,中央宜表示強硬,軍事準備尤不可忽視,如果讓宋進行妥協運動 ,若結果不超出中央期望,可以追認,否則,則否認。三人所談觀點均希望能將盧溝橋事變限於局部範圍內解決 ,以便爲將來的中日全面開戰贏得足夠的準備時間 。

                   

                   

                  全面戰爭雖然不能避免,但爲贏得戰爭準備時間,以一定條件爭取和平解決“七七事變”,並非全無可能 。外交上,從英美等國得來的消息亦表明,日方未必志在藉此事變全面擴大戰爭。在不能判斷日方真實意圖的情形下,在何應欽主持的軍政長官會議上曾詳細討論是否能通過戰爭手段探出日方真實意圖所在。在國民政府看來 ,相較宣戰,試探出日方的真實意圖更爲重要 。因爲宣戰以後中國將再無退路。而如果能摸清日方的意圖再來確定宣戰與否  ,則在戰略上、策略上將更爲主動 ,也更加穩妥 。

                   

                  716日的長官會議上 ,與會人員以戰爭全部化或局部化爲題進行了較爲細緻的討論。會議大體分爲三種意見:1.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主張全部化 ,認爲不存在全部化戰爭或局部化戰爭之區別 ,實際一經開戰 ,則僑民下旗歸國,未有所謂局部化 。2.參謀總長程潛建議應局部化 ,認爲,依據目前中日情勢 ,僅能保持戰爭局部化 ,但如青島、海州發生戰爭 ,則我在上海方面,似應先有動作  。3.訓練總監唐生智既不贊成全部化,亦反對局部化 ,稱絕交 ,則長江腹地到處開炮,我甚不利 ,但僅局部化,則敵仍可處處自由行動,敵亦有利 ,傾向於反對開戰 。他認爲“現在最宜考慮者,如果被奸人包圍,簽字撤兵,廿九軍內部分化 ,中央如何辦理” 。

                   

                  何應欽並未明確其意見 ,而是歸納了四種可能的情形:1.分析了局部化的應對方案,即如果局部化,則當日軍對二十九軍發動攻擊時,中央軍當然參加作戰  ,此時其他地方均不動 。2.全部化出現的預設情形是 ,日軍在青島登陸,中國阻止其登陸,戰爭因而爆發,惟此時是否仍僅限於北平與青島 ,其他各處仍如九一八時官民照常往返,照常通商 ,或此時全部化  ,實行絕交宣戰 。3.“如全部化,則絕交宣戰,如何處置日本在華租界、兵船、商船以及居留民?4.目前需要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 ,需要詳細澳门皇冠究竟局部化與全部化,何者於我有利,在國際公法上手續如何”。

                   

                  蔣本人及國民政府決策層此時對全部戰爭或局部戰爭的判斷 ,是基於“九一八”以來的實際情形而做出的,從實際行動而言  ,日本的確是在步步緊逼。蔣之所以能在事變後迅疾調動中央軍北上,因在此之前已經有了作戰的預案,其所做的反應和動作早已有所計劃  。在1936年年底  ,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已經擬定了《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並在19373月修訂完畢後呈請蔣介石審閱。該計劃對日本作戰企圖的判斷與盧溝橋事變後的日軍動向存在吻合特徵:敵軍之攻擊方向,爲對黃河迆北 ,由古北口山海關,經北平天津  ,沿平漢津浦兩路 ,向鄭州濟南徐州前進” ,同時將“由北平經保定、石家莊 ,向太原前進 ,取包圍山西之勢”  ,“此外更將利用其絕對制海權,由膠州灣—海州等處登陸,以威脅我在黃河北岸作戰軍之側背”。該作戰計劃對日本的慣用軍事外交手段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敵慣以武裝恫嚇,以達其不戰而勝 ,遂行其外交談判 ,以局部軍事行動 ,實行其國策。”

                   

                  710日 ,蔣在做出軍事部署的同時,自記惟我已積極運兵北上備戰,或可知其野心。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於明日停戰乎 ,並於同日決定派遣6個師北上增援 ,稱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根據預案 ,國民政府軍隊將以主力集中於滄州河間保定之線 ,重點在平漢路,對經由北平、天津的敵軍實行決戰  ;如果中國軍隊不能進出滄州、保定一線 ,則以主力集中於德州、束鹿、石家莊一線附近,仍將重點集中於平漢線,與日軍進行第一次會戰 。蔣介石對中央軍的調動以及對宋哲元部的要求 ,與此預案是相符合的。雖然乙案調整了作戰重點,但敵情判斷仍以甲案爲準 。蔣介石最初的戰情判斷,與該預案存在密切聯繫 。蔣系軍人出身,其以自身軍事判斷所做出的相應決斷 ,未必完全符合短時期內外交、政治實情 ,但在大方向上並無多大差池 。712日,蔣介石與宋哲元、秦德純商量中央軍集中地點 ,並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持久戰  。

                   

                  蔣介石在715日指示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青島市市長沈鴻烈,以日本第五、十兩師團已準備待發 ,其目的必在青島、濟南,務望從速準備,並認爲倭寇第五師在秦()島集中,則其十二師亦必用於平津而克在青島進發部隊 ,進而判斷日本仍爲局部動作也。日軍的此種調動與國民政府的形勢預判存在高度吻合性 。在以日軍行動蠡測日本態度時 ,蔣認爲盧案已經發動十日,而彼徘徊威脅,未取正式開戰,是其無意激戰 ,志在不戰而屈之一點 ,此其外強中乾之暴露也。日軍的具體調動在蔣介石的預料之中 ,再加上從英美處得來的消息顯示日本外交政策並未採取決絕態度,因此 ,蔣判斷日本雖有意奪取華北 ,但並無發動全面戰爭的準備 。爲了提升士氣民心 ,並從心理上宣示自身抗戰決心,以便使日本知難而退 ,蔣決定發表態度較爲強硬的應戰談話 ,“倭寇既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 ,若我宣言能感動彼倭 ,或可轉危爲安 ,是較平時之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爲力乎”。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能避免戰爭 ,則餘之宣言發亦無害 ,故發表爲有利也”。

                   

                  717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向國民政府外交部表示日本拒絕了英國調停中日衝突的建議,調解無法進行。隨後 ,蔣介石在廬山就七七事變發表談話 。蔣的想法是,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 ,我必須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 ,或可制彼兇暴 ,消弭戰禍,希冀通過發表談話   ,日方能夠主動接受中國的條件而罷兵。其談話重申國民黨五全大會時所提出的外交方針 ,強調最後關頭的意義,指出,如果最後關頭來臨,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 ,以求國家的生存 ;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這段談話既針對了國內的和平論調 ,也向日本決策層表明了自身的抗戰決心。在對內、對外表示決心之後  ,蔣介石明確指出 ,“七七事變”若不能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在解釋最後關頭到來後中國的決策時,蔣介石稱 ,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並繼而提出解決七七事變的四點立場  ,稱這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

                   

                  談話發表後 ,蔣介石自認爲其中影響“關鍵非常”。國民黨內部以及民衆團體態度激昂 ,多主張開戰 ,但軍政部與外交部等具體工作部門則主張慎重。

                   

                  蔣介石本人亦在等待各方的反響 ,尤其是日本方面 。他在日記中自認“對倭寇政略與戰略一貫實行,自信甚深” ,不認爲談話內容是對既有對日戰略的改變。事實上,從“九一八”以來的蔣的整體對日戰略來看 ,此言非虛。針對外界所傳言的廬山談話如正式發表將帶來更大危險 ,蔣則認爲人之爲危 ,阻不欲發,而我以爲轉危爲安,獨在此舉,同時決然表示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因此爲對倭最後之方劑耳 ,應戰宣言發表可促使中國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719日 ,日本大使館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往訪軍政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程潛等,傳達日方態度,稱“如中國不將新進入河北之軍隊撤退 ,則局勢必將急變 ,恐將引起中、日軍全面衝突”。王世傑的解讀爲,“中央軍隊如違反民國廿四年夏間梅津與何部長間之瞭解而遣送軍隊及空軍入河北時,日方將採取斷然處置 ,其責應由中國負之” ,日方向蔣介石施壓。

                   

                  蔣介石得悉喜多誠一的談話內容後,決定於719日正式對外公開廬山談話,720日國內各大報紙刊載了蔣介石應戰聲明的全文  。此後蔣亦在猜測日方對餘宣佈之講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書 ,或進一步強逼 ,當視其今明兩日之態度可以全明矣。此時 ,蔣相信 ,他本人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判斷是準確的,爲了強化自己的這種認識 ,他專門總結了日本在事變後的幾個典型特徵 ,如對何梅協定不敢速提,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  ,戰爭最多限於局部 ,並將這些特徵視爲日本的弱點。

                   

                  日本內閣在711日就確定了堅持不擴大局面、當地解決的方針 ,不拋棄和平談判的願望 ,但日方內部矛盾重重 ,除外務省外 ,陸軍、海軍甚至陸軍內部都對執行內閣決策握有彈性空間 。問題是,日本內閣同時決定把預先準備好的關東軍和朝鮮軍調往華北 。日本雖然堅持不擴大方針,但同時決定了以武力爲後盾的政策 。學界在分析日本內部的意見時認爲 ,日本不擴大方針 ,首先是指望不戰而勝,如未達到目的則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奪取平津 ,控制華北,這是其內部擴大派不擴大派妥協的結果 。日本爲處理七七事變所預留的彈性空間,正是蔣介石所擔心之處。問題在於 ,蔣介石從軍事戰略上認定華北必不能丟 。蔣介石在“八一三”淞滬會戰前派熊式輝和陳誠赴上海調研軍情,熊式輝認爲不能打  ,陳誠則認爲必須打,“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爲我所必守 ,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 。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武漢 ,於我不利”。正如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所言,雖然英國相信中日都無意製造嚴重的軍事危機,雙方的軍事調動僅限於毫無動機的自衛措施 ,但雙方爲了證明此點,就應停止軍事行動。許閣森在致英國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電中強調 ,我可以向你確保中國政府絕無挑釁意圖 ,他們的舉動僅限於自衛” 。

                   

                  蔣介石應戰談話發表當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天津發表通告 ,稱將自7 20日中午起採取自由行動 。日本同時通知英國 ,誣稱因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附近向日軍射擊,因此日軍將採取必要之自衛措施直至中國軍隊不再進行敵對行動。720日熊斌致電蔣介石、何應欽、程潛等人,彙報日軍行動:下午三點 ,日軍在盧溝橋東門方向朝中國軍隊發動攻擊,南苑方面續到日軍2000餘人,通州日軍1000餘人經順義向高麗營移動,日軍騎兵1000餘人由狼垡渡河 ,已被擊退 。王世傑認爲 ,激烈戰事或從此開始 。

                   

                   

                  在蔣介石決定應戰談話之前 ,國民政府軍政部主持的長官會議曾討論對日開戰後的若干問題 ,從程序上爲可能進行的戰爭做準備  。早在716日 ,王世傑就在行政院談話會上建議組織專家討論中日間問題的法律性質:中央究竟仍認 戰事爲局部衝突(如九一八及一二八時情形);抑認中日已入普通狀態,而宣告中日國交斷絕?次日上午,徐祖貽等進行了相關討論。下午,徐向會議報告其與外交部次長徐謨等人所討論之結果。討論結果第一條認爲 ,一旦中日正式發生衝突 ,外交部即發表一正式宣言,敘明日本對我壓迫,我不能不自衛之理由 。一般澳门皇冠認爲,國民政府內部的此一討論結果是在討論是否對日宣戰問題 。

                   

                  就國際法一般程序而言 ,宣戰作爲一種法律程序有其特定的構成要素 ,“一般在宣戰書中聲明作戰的理由和決心 ,或提出最後通牒 。最後通牒是一種有條件的宣戰書 ,向對方提出最後的絕對要求,限期答覆 ,如對方不如期接受要求,即採取戰爭手段” 。如果就嚴格的討論程序而言  ,徐永昌等的討論結果第一條並非宣戰討論 ,而是自衛聲明 。雖然就實際內容而言 ,自衛聲明與宣戰佈告有諸多類似之處,但在法律性質上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國際慣例在涉及此點時 ,一般認爲 ,宣戰作爲開始戰爭的一種標誌,在過去往往有些莊嚴的儀式,但近代以來  ,這些儀式都已絕跡 ,可以通過簡單的通知來實現 ,但是必須遵循兩個條件:一是“宣戰必須是明確無誤的”;二是“必須說明訴諸武力的理由” 。第一條結果在宣戰的兩個必備要素方面並未有明確的建議。

                   

                  就邏輯而言 ,軍政長官會討論的第二條是斷絕國交與否,如果將此歸類爲宣戰討論 ,這也違背了一般國際法常識  。從程序上說  ,應該是先絕交繼而宣戰 ,而不會發生先宣戰繼而絕交。第二條認爲 ,中日斷絕國交後,雙方即具有交戰國資格 ,日本可以利用交戰國地位禁止軍事物資輸入中國 ,中國能否自給自足將成爲問題;因租界的存在,日本僑民可以遷入英、法等國租界 ,繼續從事敵對活動,而中國駐日僑民將被驅逐;“故兩相比較 ,絕交後日方可以行使交戰國權利 ,我方則不能享此交戰國權利”。第二條討論的結果是,不表示絕交 。

                   

                  第三條討論結果是嘗試劃定軍事區域,避開絕交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近代中國在國力衰弱的情形下 ,當面對戰爭時曾有兩次局外中立的國際法先例:一是1904年日俄戰爭時劃定作戰區域;二是1914年一戰時期中國爲維持中立,爲日軍進攻青島而劃定行軍區域。這兩次先例在國際法上都比較具有典型意義 。此次面對日本的軍事侵略 ,南京國民政府再次提出了類似的國際法問題 。具體辦法如下:由軍部將作戰地劃爲一軍事區域 ,所有區內之日本居留民可以驅逐出境  ,或請各國僑民撤退 。且此區域無妨放大區劃,如在河北作戰,即後方要點如武漢、浦口等處 ,均可劃入軍事區內 。”

                   

                  軍政長官會議決定 ,將上述討論結果由徐祖貽做出書面記錄 ,送呈蔣介石參考 。

                   

                  在事變發生後的兩個星期內 ,在不能判斷日方真正意圖的情況下,蔣介石是按照準備全面大戰做的部署 。在此過程中 ,他努力將得到的日方各種情報與其既有思考相互結合驗證,以便得出更爲準確的結論 。在綜合各種情況後 ,蔣介石決定發表應戰談話,並於720日自廬山返回南京之際公開發表。從各個方面的情況來判斷 ,蔣介石廬山談話並非宣戰佈告,可以認爲是應戰聲明,其把是否發動戰爭的主導權推給了日本方面 。因爲談話的四部分內容除表示中國絕不能接受華北淪入敵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將中國希望解決七七事變的條件公開提出。談話以被侵略者、弱者的姿態提出了自身的要求,如果日本仍一意孤行 ,則戰爭必不可免,而責任全在日本 。

                   

                  學界認爲,蔣介石廬山談話的發表是表面上的強硬  ,其實只是一種唬人的手段 ,目的是試探能否讓同樣準備不足的日本做出相應讓步。該判斷與當時的實際情形是符合的。如果僅以此後幾天蔣認可宋哲元等所商議的和談條件 ,看作是其後悔發表談話而示弱和妥協,則似可再加討論 。721日 ,蔣介石致電宋哲元,如果日方所提和談條件與其所發表談話立場並無衝突 ,則應可了即了,當此最後關頭,萬勿稍存客氣,中當負責一切也。倭間接要求我對近衛之宣言響應  ,與間接表示與宋交涉範圍不出於我最低立場之四條。”722日,蔣在考慮盧溝橋事變處置時,得悉第三十八師已經從盧溝橋撤退 ,感覺“不勝惶慮” 。723日 ,蔣又致電宋哲元,指示對日交涉應注意各點,稱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當可同意 ,與兄共負起責  。宋所提議的3條是:二十九軍向日軍道歉 ;中國不駐軍於盧溝橋城郭及龍王廟 ;徹底取締抗日團體 。

                   

                  蔣介石在談話發表後等待日方反應的過程中 ,思想有所波動亦屬正常,但從未改變大戰來臨之準備 。其思想波動的原因在於:戰爭準備尚未就緒。719日,在會見日方武官後 ,參謀總長程潛認爲 ,我意現既決意作戰,但應隱蔽我之企圖  ,故我對喜多仍表示極端和平 ,現最可慮者爲我軍之質量與訓練。程潛出此建議後 ,又經軍政長官會議澳门皇冠具體方案,決定由程潛與徐永昌一起親至廬山向蔣介石彙報。程潛等向蔣建議之時,蔣已經發表應戰談話 。爲了隱藏真實戰略意圖,蔣向宋哲元發出了可以簽字的電文。在此背景下 ,此時對蔣的判斷不宜以其對日交涉的下行電文爲孤立判斷標準  ,而應有一個綜合性的判斷。對蔣此時虛實結合的內外政策 ,不宜斷然下評判。在23日的日記中 ,蔣自記玩強敵倭寇於股掌之上,使之進退維谷 ,倭寇已悟中央部隊既入河北 ,對彼華北獨立陰謀已受重大打擊 。

                   

                  此時,蔣同意宋與日方商談的條件,是因該3條雖然不盡如人意 ,但尚可接受 。如在此基礎上,能延緩日軍發動全面進攻的時間,爭取對日全面作戰準備得更充分一些也就達到了目的。國民政府在軍事準備上一刻也未曾停止 ,各部隊正迅速依照既定作戰計劃向平津周圍集結,這通過軍政部主持的軍政長官會議可以清楚地瞭解 。主持軍政部的何應欽認爲,即使各方面加緊準備,我方準備應戰 ,尚須兩月時間,否則極難持久 。故時間要素,在我方亦極重要。

                   

                  依據既定作戰方案 ,蔣始終關注山東方向的敵軍動向 ,判斷是否將發生全面戰爭。724日 ,蔣介石致電韓復榘、沈鴻烈 ,指示切勿以盧案簽字即可作爲解決 ,此乃敵緩兵作用也,十日內倭寇必向我山東進迫,務望星夜趕築工事,完成防務。對山東防務的警惕,說明蔣的示弱只是一種策略。有澳门皇冠認爲 ,無論是中央政府對宋與日澳门皇冠商協議表示同意 ,還是肯定華北當局與日本的交涉行爲,都不意味着國民政府願意接受日方條件 ,實行妥協。同日,蔣介石致電熊斌、宋哲元,詢問華北日軍動向。蔣向熊、宋指出日本內地軍隊向韓、滿輸運者甚多,彼方在前線部隊,究有撤完否 ?以中判斷,不久彼必有進一步之動作” ,建議宋哲元“積極準備 ,示人以無機可乘,並隨時作抗戰 ,則或可消弭戰端”。

                   

                  蔣在不能斷定日方究竟如何反應的情形下,軍事與外交手段並用 ,希望能爭取到較理想的事變處理結果。蔣除繼續完成全面戰爭準備外,以大軍雲集華北,寄望於日軍知難而退 。蔣判斷日本可能在7天之內提出對華最後通牒 ,於是從外交上希望通過英美兩國向日本提出嚴正勸告。在致孔祥熙電報中 ,蔣介石指出,日本要求中央撤退進入河北的軍隊,並提出不得干涉冀察地方外交,其背後必有突然舉動,或提最後通牒之類,如英、美兩國在此一週內於其未提出以前,能有一共同嚴正勸告,或可消患於無形。在同日與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的談話中,蔣告以日本必將於華北發動更大的軍事進攻  ,希望英美能共同設法事先防止日本提出最後通牒  。王世傑於25日亦囑杭立武詢問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 ,九國公約國可否採取較嚴重之形式,使日政府增加顧慮,但許閣森認爲不可能 。

                   

                  蔣在總結分析724日前後的敵我態勢後 ,認爲外交與軍事皆瞬息萬變,不可執一而終,但不能不有一定目標耳 ,此句話或可能解釋其在策略上的變化 。由於不能判定日方真正意圖,因此他仍看重國際壓力 ,認爲在和戰未決之前 ,對倭要著須使國際空氣籠罩 ,使彼有所顧忌 ,不得不從速撤兵耳  。

                   

                  日軍部署到位後,自25日晚起,在廊坊、廣安門、通縣等地向中國守軍發起猛烈攻擊,逼近北平 。日本軍事上的突然動作使得蔣認定大戰刻已開始  ,和平絕望,決對日絕交後宣戰 ,請以此意轉告英政府 。蔣同時致電宋哲元 ,立刻佈置北平防務  ,宛平城立即恢復戒備,並要求宋本人從北平移駐保定。27日 ,蔣致電各方指示作戰部署,要求即日起疏散南京周邊兵工廠及各倉庫所存物品 ,要求南京、杭州、上海、鄭州、廣州等開始實施防空。

                   

                  華北戰事已經不可能避免 ,但全面戰爭是否開打 ,仍存變數 。因爲在當時有消息稱 ,日軍雖然在平津周邊已經集結了15000人,但日本國內尚未大規模出動 ,山東方面也未出現敵軍動靜 。27日  ,蔣先後接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意大利駐華大使柯賚(Cora Giuliano)及法國駐華大使那齊雅(Paul E.Naggiar),希望上述三國能勸日本停止侵略行爲 。與此同時 ,在軍事作戰計劃上,統帥部軍政長官會議曾擬定了兩種方案:一是將滄保線部隊推進至永定河岸 ,以便增援北平 ,而將主力之集中,推進於滄保線” ;二是“中央軍仍在滄保及德石線上集中,而指導廿九軍退出北平,以保實力 ,免被各個擊破” 。蔣介石收到這兩種方案是在727日。當時與會長官多主張採用第一方案 ,但蔣選擇了第二種方案。728日,蔣介石電宋哲元速離北平,當日北平淪陷。29日晨3時起 ,蔣介石得悉北平電話已經無人接聽,此爲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北平失陷後之處置,不足驚異也 。30日天津失陷。

                   

                  平津失陷後,蔣介石仍按照計劃 ,陸續調集部隊開往黃河以北 ,除加強滄保一線防禦工事外 ,並沿平漢、津浦鐵路重要城市佈置兵力。張治中在天津失陷當日致電蔣介石 ,建議如敵在上海方面有所動作,中國軍隊宜立於主動地位 ,先發制人 。平津失陷後 ,即使日本希望將戰爭局部化,迫使中國接受丟掉華北而談和,亦已不可能 。蔣在日記中發出“倭寇果強佔平津 ,則其政略與戰略皆已陷入絕境,此誠最後之時機,若其不至於此,則餘乃無機可乘也” 。這裏所謂絕境 ,當指日本已經在對華方針上無法迴旋,中日全面戰爭已經開始。19378 7日 ,何應欽在國防會議上向國民黨中央彙報“七七事變”以來的軍事準備,軍事作戰的主要重心在平津附近。根據新擬定的戰鬥序列草案,將全國軍隊編爲第一線100個師,預備軍約80個師,其中依照序列使用於河北者,共約50師 ,正源源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全國彈藥總量在長江及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 ,並已經按計劃搬運完畢。

                   

                  結語

                   

                  “七七事變”後 ,日本國內雖然存在擴大對華侵略的聲音,但在具體執行步驟上存在差別 ,因此達成的不擴大方針是兼顧了正反兩派意見的 ,而這種兼顧,本身就爲政策的執行留下了足夠的迴旋餘地。即使是明確爲不擴大方針 ,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 ,亦可能演變成一場全面衝突 。全面控制中國是日本既定不移的戰略  ,這也是蔣介石判斷中日必將全面開戰的原因。從另一個方面說,日本對華政策的內部矛盾 ,亦使得蔣介石在判斷日方意圖時將日本駐華軍隊與日本政府分開考慮,日本前線軍事的調動是蔣判斷時局的主要參考,至於日本政府說了什麼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註腳 。在對“七七事變”的應對上 ,蔣介石的考慮實際上可分爲戰略和策略兩個層面:從戰略上說 ,中國必定通過戰爭才能解決中日問題 。在此戰略下,“七七事變”會否、應否影響總體戰略部署,蔣內心並無把握 ,但爲了避免陷入被動,按照既定軍事計劃做出部署,屬於一個軍事統帥的本能選擇 。

                   

                  解讀蔣介石“七七事變”之後的對日政策,必須綜合依據其在軍事、內政、外交上的多個舉措全盤加以考慮,尤其應注意其在軍事上的準備 。其對華北地方的下行電文往往是隱匿其真正戰略意圖的途徑,不能孤立地將該類電文作爲其具體應對方針的解讀。正是因爲蔣在指導地方交涉時有策略與戰略不同層面的考慮,所以纔給人以一種假象:蔣在處理“七七事變”的方針上總是遊移不定,似乎一會強硬,一會軟弱 。蔣的這種應對方略  ,表現形式爲“和”或“戰”的抉擇,本質上則是軍事戰略與具體事變處理策略的平衡取捨。

                   

                  蔣佈置重兵於華北,就戰略而言,主要是“示形”  ,故意將自身的軍事意圖公開,以吸引日本的注意,觀察日本爲此進行的軍事部署 。此類軍事部署是公開進行的 ,蔣介石未必真心要集中國軍精銳與敵決戰於華北,更可能的情形只是一種戰略預演,能從聲勢上延緩敵人的總進攻,這已經達到目的 。淞滬戰場的開闢 ,則相對較爲突然而隱蔽,更爲符合戰爭的一般規律。731日,蔣在思考對日外交得失時 ,自認對倭外交始終強硬 ,其間不思運用 。如當時密允宋哲元準倭築津石路,則至少可以有一年時間之展緩 ,準備亦較完密。

                   

                  “九一八事變”以來 ,蔣介石雖然全力消除國內的異己勢力 ,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但亦開始從各方面準備對日的全面戰爭“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已經將中日必將發生戰爭列爲必然項 。通過日本在東北及華北的挑釁 ,以及種種情報方面的判斷 ,蔣料定日本正逐步實施全面侵吞中國的計劃 。“七七事變”爆發之初,蔣傾向於認爲日本已經開始實施其既定的全面侵華計劃,而國民政府的作戰準備亦因而開始按計劃實施 。但無論蔣介石還是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大多認爲,此時中國尚未做好戰爭準備。因此 ,蔣對戰爭的態度表現爲對“戰”與“和”的搖擺不定。但一旦得到某方面的信息 ,能夠印證其既有的思路 ,蔣遂表現出向或戰、或和的政策上前進一步。此時蔣政策的搖擺,不是其抗戰態度的搖擺 ,而是其對形勢的判斷與何時啓動既定決策的猶豫。蔣更多考慮的是在戰爭最終不可避免的情形下判定“七七事變”是否全面戰爭的開始。如果可能 ,最好能以其自身的意志和決心延遲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 。如日本無意此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則能以最有利的條件結束“七七事變”就是理想中的結局 ,即蔣所謂中央軍能進入河北 。蔣亦想乘此機會向內外宣示自己一直以來的抗戰決心 ,希望日本知難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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