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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法周:清末民初學術典範轉移的三個環節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29日

                  中國現代學術典範的轉移,是一個不太容易說清楚的課題 ,古今中西諸多複雜的問題交匯其間,其中不乏一些或關鍵或微妙的具體問題。比如,典範轉移過程中的主要癥結之所在、典範建立的邏輯關節點、新典範突破的實際策略。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瞭解  ,或許有助於避免以己意進退先賢的一些宏論。

                   

                  “中西融通”重建學術典範合法性

                   

                  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顯著特徵是西學東漸 。自嚴復再三致意中國學術散亂無章 ,“不容不以西學爲要圖”,吸收西學就被彰顯爲一個重要的問題 ,成爲建立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必要條件。

                   

                  清末民初第一批新學術著述的主要特點即是借鑑西學的分科形式,對傳統學術作出分門別類的處理。如張鶴齡《京師大學堂倫理學講義》、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科講義》、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和《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些著作對中國傳統知識的分類和處理,雖多停留在簡單比附層面上,但都不乏近代西方知識背景。

                   

                  隨着西學輸入的加速,清末民初出現了一批相對成熟的新學術著作 ,中西知識方法的整合邁出了一大步。如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以西方知識視角來改造中國正史系統,以進化論爲線索來探尋國家興亡盛衰之跡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論斷精闢見識卓越,從形式到內容均極具現代知識視野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是戲曲史的拓荒之作,連素以挑剔著稱的傅斯年也對之讚許有加 ,稱此書“極具世界眼光” 。這些著作均自覺地借鑑西學的觀念與方法 ,展示出近代學術專門化與學科化的著述特徵 ,在價值層面亦多能彰顯平等、自由與科學觀念 。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已把自覺地吸收與融會西學,視爲學術獲得時代合法性的主要表徵 。即使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知識架構中 ,西學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國粹派一邊斥責學界“尊西人若帝天 ,視西籍如神聖”,一邊從傳統中尋找與西方價值相契合的“國粹”;學衡派既“昌明國粹”又“融化新知”;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以本能、意欲、宇宙實體等構建新儒學。後來 ,傅斯年把“收容”西學當作消除中國學術思想“一切誤謬”的前提條件,而陳寅恪雖一方面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但另一方面明確指出,新學術“創穫”必須“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這些都說明借鑑西學已成爲一種合法性指標 ,至少也是現代學術構建的一個必要性條件或前提性條件 。

                   

                  對西學的推重自有其合理的邏輯依據 。如梁啓超所謂“惟其日新所以全其舊”  ,章太炎所謂“光輝日新”以保存舊說 ,以及王國維所謂若要發揚光大孔孟之道,“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 ,都肯定了中西學術之相輔相成。民國建立後,西學凌駕中學呈現出日益加速之勢,金嶽霖認爲此種趨勢在未來仍“不容易中止” ,也說明吸收西學不僅是一種主觀訴求,也是一種歷史趨勢。

                   

                  當然,清末學者的中西學術整合大多是一種簡單對接 ,屬於傅斯年所說的“託身西洋學術”的狀況 。這一狀況,通過藉助學術原典而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 ,尤其是藉助當時學人的切身體驗,才能深切體會 。如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 ,即有以西學簡單粗暴地駕馭中學史料之嫌  ,被學者稱爲清末“用舊學比附西學以發明‘新理’的典型代表”。又如“舊學深邃”的章太炎  ,其最自得的《齊物論釋》,也主要是以釋解莊,與“用西學知識系統整理舊學”的要求距離甚遠。呂思勉說章氏學術在總體上“不過單辭碎義”,此說並不過分 。所以 ,傅斯年說新史學建設“非留學生不可” ,這一驚人論斷的背後 ,亦自有微妙而值得體味之處。

                   

                  理性區分神話與史實畛域

                   

                  清末民初的第一批新學術著作嘗試了中西學術的初步整合 ,但問題也相當明顯  ,最突出者莫過於史料處理上的嚴重缺陷。如夏曾佑著歷史教科書中有大篇幅的上古神話傳說 ,甚至有意忽視材料真僞而曲解史實,如孔子母與黑帝“夢交”,以“古義實如此 ,改之則六經之說不可通”強爲之辭 。即使最爲精品的蔡元培著倫理學史,亦不能脫“史書必言上古”之囿 ,在史料處理上亦難免發生問題,如幾乎全部用戰國中後期作品《繫辭》《序卦》來述論唐虞三代的“天之權威”“天道之秩序”等問題 。

                   

                  上述問題普遍存在於清末民初學術著作中 。當時 ,作爲學界大熱門的中國哲學  ,仍溺於上古神話與經典註疏之中。如陳黻宸、陳漢章、馬敘倫等人的北大中國哲學史講義,無不充斥着大量神話傳說 ,以至於“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 ,使聽課的學生普遍陷於迷茫而無力自拔 。因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以霹靂手段剪除神話傳說 ,丟開三皇五帝,“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成爲新學術建立的一個關鍵環節。當時 ,顧頡剛痛感其舊腦筋如遭重擊 ,如醍醐灌頂 ,促其新學術意識迅速覺醒 。而在六十多年以後 ,馮友蘭仍說,見了這個手段,“覺得耳目一新 ,精神爲之一爽”  。

                   

                  蔡元培稱胡著有“四大長處”,但從顧頡剛、馮友蘭等人的切身體驗中 ,獨獨此種“扼要的手段” ,纔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此後,顧頡剛與傅斯年分別主導的古史辨派與歷史語言學派 ,將儒家古聖先賢的神聖光環逐步剝離 ,新史學澳门皇冠也隨之日益卓立  。而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也一併棄掉上古傳說 ,順理成章地從孔子講起 ,亦蔚成一代新學術典範。可見 ,脫離神話包圍 ,是新學術建立的一個重要關節點。

                   

                  神話傳說問題雖具體而微 ,卻最足於表徵現代學術典範卓然挺立的標杆意義。而以可靠的證據推翻神話系統 ,其背後有一個超大邏輯 ,即新文化要求“一切拿證據來” ,這是人類近代理性對於迴歸經驗與科學求真的時代訴求 。

                   

                  考據學:整合中西學術的土壤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不能一味地破舊立新 ,必須推陳出新,而非西學方法的簡單移植 ,必須在中國本土尋得一片方法論土壤 。這塊土壤就是清代考據學 。

                   

                  清代考據學是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之後又一新的學術形態,也是清末民初學術的一般方法論 。章太炎說“音韻訓詁其管龠也” ,王國維說“乾嘉諸老爲學之成法”正方興未艾 ,陳垣自稱其治學“參用於乾嘉諸儒考證方法” ,都肯定了清代考據學爲時人治學的基本方法 。

                   

                  清末民初學者十分看重清代考據學和現代科學法則在方法上的“相通之處”。蔡元培稱乾嘉漢學“實以言語學兼論理學”,王國維肯定它是中國學術“繼往開來”的希望 。梁啓超、胡適更是深謀遠慮地表彰清學方法 ,梁氏稱乾嘉學者與“近世科學的澳门皇冠方法極相近” ,稱其方法爲“科學的古典學派” ,胡適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修正考證學派的方法,用科學的知識論修正顏元、戴震的結論”,均試圖從中國本土學術傳統中挖掘出一個現代科學方法的平臺 。

                   

                  考據學方法是中國現代學術典範轉移的關鍵性因素 。例如 ,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考據文字就佔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 。胡著在清代考據學的基礎上,以“名學方法”爲中心,建構出一整套包括“明變”“求因”“評判”等方法步驟在內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成爲一部中國現代學術典範建立之里程碑式著作 。胡著之創作,正值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也正是新舊思想激烈衝突與爭鋒的年代。如果把現代學術從傳統學術中突圍比作一場戰役的話 ,那麼胡適異常重視考據方法,就顯得是一種巧妙的戰略選擇。因爲 ,此時國內學界的主流仍然是考據學,學界頂尖學者康有爲、廖平、崔適、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等也多從事考經證史,故胡適從考據學入手  ,便於獲得學界的身份認同。

                   

                  胡適之後,考據方法仍然是現代學術典範建立的主要方法。顧頡剛的古史澳门皇冠 ,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正》 ,馮友蘭以“釋古的方法”寫成的《中國哲學史》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  ,郭沫若的甲骨文澳门皇冠 ,無不是建立在考據學方法上的現代學術典範之作。

                   

                  需要強調的是  ,清代考據學是清末民初學術通向先秦諸子與“文藝復興”的必經之途 。清末民初學者有極力張揚周秦諸子者,稱“惟諸子能起近人之廢” ,強調諸子學與西學“相因緣而並生”,實際上也是由清代考據學的內在邏輯而致 。乾嘉學者由證“經”而證“子”,由儒家內部非正統的荀子 ,到被儒家視爲“異端”的墨、管、老、莊 ,一步一步走向學術平等、兼容與開放的方向  ,而這也與歐洲文藝復興的內在發展邏輯類似 。

                   

                  所以 ,蔡元培說“梨洲、東原、理初諸家爲自由之先聲” ,梁啓超說清學之歸納法“與歐洲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胡適強調,要從“創造了燦爛文化”的先秦諸子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 ,都是有意識地表彰清代學術潮流的“以復古爲解放”。可見,清代考據學是清末民初學術通往諸子百家自由爭鳴時代的橋樑,也是通向現代學術堂奧的橋樑。

                   

                  (作者單位:澳门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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